2013年,當洛杉磯學校董事會以“故意挑釁”為由投票禁止停學時,董事會成員理查德·弗拉德維克(Richard Vladovic)表示,他支持把停學作為一項實驗,但如果它損害了學生的學習,他將是“第一個阻止停學的人”。結果是:實驗失敗了。這項禁令對學術造成了嚴重損害。如果董事會真的愿意做它要求學生去學習的事情,它就會廢除這項禁令。
波士頓大學(Boston University)一名博士生進行的一項首次研究表明,禁令對學生造成了直接的、因果關系上的傷害——在不得不最多地減少停學的學校里,這種傷害是最大的。直到最近,學術研究基本上都說:“停學多的學校在學術上不如停學少的學校。”在此基礎上,活動人士認為,因此,減少停學肯定會提高學術成就。
這項研究揭穿了這種一廂情愿的邏輯。該報告比較了洛杉磯聯合學區中學在禁令實施前后的學業增長情況。在那些以前沒有因為故意違抗而被停學的學校里,學生的學習成績略有提高。
但在有1-10次停學的學校,學業增長率下降了18%的標準偏差——基本上是學習時間的五分之一。在禁令頒布前被停學10多次的學校里,學生的學業增長率直線下降了30%,這就相當于告訴孩子們:“春假過后不要再來上學了。”
當把洛杉磯的學校和全州的學校進行比較時,這個驚人的發現是成立的。沒有停學的學校也沒有什么區別。但在那些有停學記錄的學校里,洛杉磯的增長直線下降,在那些沒有停學記錄的學校里保持穩定。
兩年后,奧克蘭實施了類似的禁令。結果看起來更糟。在實施的第一年,奧克蘭的學術增長落后于該州44%的標準偏差,這一效應相當于告訴孩子們:“寒假過后不要再回學校了。”
也許比學業損失更糟糕的是:當停學被禁止時,孩子們最終會覺得在學校不安全。作為紐約曼哈頓學院(Manhattan Institute)的研究員,我去年發表了一份報告,顯示根據學生對學校氣候調查的反饋,紐約的學校變得越來越暴力。我檢查了學生們對同樣問題的回答,在學科轉移的前一年和后一年,設置了5%的差異作為判斷事情是否發生變化的門檻。據學生說,在443所中學和高中,暴力事件增加,144所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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