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人看40年 | 袁鵬：實現利益深度捆綁是中美關系的一大成功經驗

編者按：

2019年1月1日，中美兩國迎來建交40周年紀念日。40年來，中美關系歷經風雨，回顧兩國關系走向正常化的過程，突出兩國建設互利共贏的合作伙伴關系的重要共識顯得尤為重要。為此，小編特地選編由上海市美國問題研究所和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聯合澎湃新聞推出的“40人看40年——紀念中美建交40周年系列訪談”，為大家分享40位中美兩國政界、學界的杰出代表（雙方各20人）的真知灼見，一起回顧歷史、思考當下、展望未來。

袁鵬，1967年出生。現任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院長，主要研究美國外交、中美關系、國際戰略與安全、亞太安全等。1999-2000年曾赴美國大西洋理事會訪學，還曾于2003-2004年在美國布魯金斯學會擔任訪問學者。出版了《四百年未有之變局：中國、美國與世界新秩序》《美國思想庫及其對華傾向》《中美亞太共處之道》等多部著作。

袁鵬和美國研究結緣，得益于時代的推波助瀾。生于六十年代，來自中部省份的他，童年時代對美國“幾乎無感”。他的青年時期，美國的一切伴隨著80年代“文化熱”以浩蕩之勢席卷而來，渴望求知的他不知疲倦地翻開所能讀到的書籍，在機緣巧合之下走上了美國研究之路。袁鵬的博士導師丁則民是著名的美國史專家，28歲時曾作為留學生，懷著學習美國從而“振興祖國”的志向赴美求學。老先生年逾七旬時還在家里開研討班，帶領學生研習美國鍍金時代、西部史與移民史。27歲的袁鵬就是當年班上的學生之一，當時的他只是懷著想要了解美國如何成為超級大國的質樸愿望。師徒兩代人的這場薪火相傳，正是中國學人自近代以來認知美國之歷程的鮮活映照。

歷史學的訓練，讓袁鵬長于從長時段和大戰略的視角思考當下的中美關系問題。回顧歷史，袁鵬認為，中美關系的發展經驗值得認真總結，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擴大雙方的共同利益，實現利益深度捆綁，互相依賴。他相信，只要雙方能從戰略高度和長遠角度看問題，做好危機管控，個別危機事件不會影響中美關系向前發展的主航道和主旋律。

從“無感”到登堂入室

采訪組：是什么激起了您對美國的興趣，并一步步走上美國研究之路？袁鵬：其實我們出生于六十年代的這代人，對美國并沒有深刻的童年記憶。少年時代恰逢“文革”的后期，主導的意識形態是反帝反修反美，在正統的社會主義教育之下接觸更多的是越南、朝鮮和蘇聯的電影。直到改革開放，美國乃至西方各種各樣的技術、電影、藝術及思潮才一股腦地涌入，我就帶著好奇的心態一股腦地接收，可以說有一點食“洋”不化。

寫本科畢業論文的時候，寫的是美國憲法方面的內容，我正式開始將美國作為研究對象。有了這個基礎，我考上了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師從余志森老師，在21歲的時候正式與美國史結緣。三年碩士學習，完成了題為《從自由放任到國家干預：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社會思潮之嬗變》的碩士學位論文。

在我思想逐漸成長之時，美國進入我的視野，我也在時代發展之中一步步校準了對美國的認知。起初，社會大潮不加區別地主張學習美國，此后經歷了一些波瀾，直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宣布“改革開放進入一個新階段”才定下一個穩健的基調。1994年我考入東北師大歷史系，師從丁則民先生學習美國西部史和移民史，完成了《二十世紀美國西部史學的發展演變》博士論文。回頭看，東北師大那幾年讀博期間，發表了七八篇學術論文，應該說收獲巨大。

在左右振蕩之中，我對美國和西方的認識就比較平衡了，既不是一味地頂禮膜拜，也不是狹隘地反對美國，而是能夠比較平衡地看待美國，真正學習美國的先進經驗，服務于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我想我們這一代人大概都經歷了這樣一個過程。

采訪組：您認為美國史專業對您日后從事國際關系研究有什么啟發？

袁鵬：當時選擇美國史研究，就是想知道美國作為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是怎么從一個只有十三個州的殖民地，一步步演變成兩洋國家，進而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這是我們那一代學習美國史最質樸的動力。后來再研究美國的歷史，就是研究其稱霸世界到底采取了哪些戰略和手段，這也是我們應對美國擠壓中國必須學習的內容。學習美國史，對我研究國際關系幫助巨大。因為在我讀書的時代，中國的國際關系學科還在初創階段，正處于把西方理論生搬硬套地引入中國的過程，而歷史學科已經較為成熟。歷史學科既有中國自身從司馬遷開始的上千年的學術傳統，也有在蘇聯影響下建設起來的獨立學科體系和理論方法，還有一代又一代學者默默耕耘建立起的學術梯隊。所以，歷史學科對于彌補當時國際關系學科的蒼白和機械，還是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國別史基礎對于研究對象國的當代問題是不可或缺的，需要在研究中將歷史與現實的美國無縫對接。更重要的是，觀察問題的歷史視野和世界眼光，這是歷史學的比較優勢。同時，能夠基于美國的國情去看待其對外政策，這一點很重要，它能防止觀點忽左忽右。

福建偷渡客與三峽辯論：與美國的初相遇

采訪組：90年代末您到訪大西洋理事會，還記得第一次到美國的情景嗎？袁鵬：從1984年開始對美國研究有點興趣，1988年讀碩士，到1999年第一次踏上美國的國土，我有一種新鮮與熟悉相混雜的奇妙感覺。新鮮感在于，畢竟是到了一個全新的國度，那時候的中美力量對比與社會發展狀態反差巨大。然而，美國的種種情形都在書本上讀到過，似曾相識，并不陌生。

采訪組：在這期間有沒有令您印象深刻，與美國普通人打交道的經歷？

袁鵬：印象比較深刻的是我當時的房東，他是從福建來美的偷渡客。一路上披荊斬棘，在海上漂了兩個月，靠岸墨西哥，再入境美國當非法移民。十年后他站穩腳跟，把老婆孩子接到美國。他們這一代移民，在中國發展還不充分的時候，為了追求更優越的生活，不惜冒著妻離子散的風險，一個人孤獨在美打拼，這個故事給我留下深刻印象。我想今天這樣的故事已經不太可能發生了，因為中國的發展已經逐漸抹平了兩國之間普通百姓生活條件的差異。這段記憶也映襯出中美力量對比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采訪組：1999年5月發生了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事件，您當時在美國期間是否與美方的專家就此進行過辯論？

袁鵬：我當時訪美的時候炸館事件已過去了半年，情況還是比較平和的。中美關系跟中日關系不一樣，雙方并沒有累積深重的歷史積怨與仇恨。也就是說中國人可能討厭美國的霸權主義，但是作為兩個民族而言，反而兩國民間有一種相互學習，欣賞對方的歷史文化的情結，這是中美關系之間看不見摸不著的一個紐帶。

采訪組：在與美國專家交往中，遇到雙方認知不一致的情形是怎么解決的，是否通過說理改變了他們原有的觀點？

袁鵬：改變美國人的觀點是比較困難的。美國人比較強勢，而且在短期內很難改變霸權思維，但并不等于在一些具體的問題上沒法溝通。比如說，在日本軍國主義等歷史問題上，美國的理解當然沒有中國這么深刻，也無法對中國的歷史記憶感同身受。由于美日之間的特殊同盟關系，以及美國對日本半個多世紀的掌控，他們不認為日本是一個威脅或潛在的威脅。而中國對于日本在歷史和現實兩方面的憂慮，顯然是美國學者無法理解的。但經過不斷就日本在中國犯下的罪行、日本今天對歷史的認知、還有釣魚島問題上的立場等與美國學者進行交流，應該說增進了他們對這些問題的理解，至少糾正了他們一些比較片面的認知。

當然，最起作用的是促進他們對中國國情的認知。我記得當時討論最多的就是三峽工程。美方認為修建三峽大壩，導致中國大量人民搬遷，毀壞了當地的生態和自然環境，是一個災難。我的老家就在三峽那一帶，許多親戚仍然居住在當地。切身經歷告訴我，三峽工程一夜之間改變了上百萬人的命運，讓他們第一次走出山溝，走進城市，得以接觸外面的世界。有一些七八十歲的老人，鄉土觀念強烈，不愿意搬遷可以理解，但是作為一個群體，大量的青壯年是向往外面的世界的。所以至少在改變這些地區的落后面貌方面，三峽工程意義深遠。通過我的現身說法，改變了一些美國學者的看法。

三峽移民新城。

另外，美國學者的治學方法也給我很大啟發。在布魯金斯學會期間，我學會了要研究一個問題，先要把概念界定清楚，比如“臺獨”與“臺灣認同”的區別。否則，前提不明確，就容易大而化之。

采訪組：您認為這些年來美國專家學者對華觀點又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袁鵬：當年美國對中國的觀感，是一個比較落后的國家正在投向西方的懷抱，認為美國在中國融入西方主導的國際體系過程中，可以改變中國甚至改造中國，使中國成為一個體制與美國相像的國家。這是有點一廂情愿的幻想。

中國在積極融入國際秩序的過程中還是盡力保持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和獨立自主的外交傳統。也就是鄭必堅先生所說的，是一條與經濟全球化相聯系而不是相脫離，獨立自主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和平崛起發展道路。而這方面，我想當時的美國人估計不足。經過這些年的發展，中國在崛起的過程中，越來越有制度自信。就這個角度而言，許多美國的中國問題研究專家可能感到某種程度的失落，一些原本對華有偏見的人士，就從失落轉變為幻滅，進而產生一種負面的情緒，把中國當作對手，強調對中國的打壓。

預防、塑造、準備：做好中美關系的危機管控

采訪組：過去四十年中美之間經歷了許多危機時刻，而中美兩國基本上妥善管控了危機，其間有什么值得總結的經驗？袁鵬：中美關系的發展經驗值得認真總結。中美關系的四十年發展與改革開放四十年是同步的。《中美建交公報》于1978年12月16日簽訂，中國啟動改革開放是在1978年12月18日，兩者就相差兩天。中國的改革開放取得了重大成功，中美關系實際上也取得了巨大成功。其中最重要的經驗就是擴大雙方的共同利益，實現利益深度捆綁，互相依賴。第二個經驗就是做好危機管控，我們始終從戰略高度和長遠角度看問題，不因為個別事件喪失信心。因此，在出現危機的第一時間就進行積極管控，不讓個別危機事件沖擊雙邊關系基本面。所以，雖然過去每隔兩三年，就會出現類似“銀河號”事件、李登輝訪美、炸館事件等烈性事件，但由于我們具備處理烈性事件的意識和能力，最后總能夠化險為夷，沒有影響中美關系向前的主航道和主旋律。另外，注重發揮元首外交的引領作用，注重機制建設，重視民間交流，等等，有許多值得總結的寶貴經驗。

采訪組：如何看待美國對華戰略大調整，以及對華戰略愈發趨向強硬？

袁鵬：根本原因還是實力對比發生了變化。美國環顧天下，發現能令其安身立命的三要素——科技、金融、軍事這三方面全方位對其構成挑戰的國家屈指可數，而中國位列其一。并且中國的制度越來越完備，文化自信越來越堅定，這一切都增強了美國的憂患意識和緊迫感。所以這一次美國圍繞對華政策進行辯論，得出的觀點較為一致，中國確實已經成為美國的一個主要對手。

第二，美國傳統的接觸戰略以融入、改變中國的方式走不通，那么就要進行調整。調整只有兩個辦法：第一是打壓中國，而在中美利益深度交織的情況下，打壓中國難度很大；第二是接受中國，然而這樣又心有不甘。因此就在打壓和接受之間徘徊，所以我認為美國還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的對華新戰略，在已有的對付戰略對手的工具箱里面，還未找到得心應手的工具。因為中國這個對手是一個全新的對手，也是一個綜合全面的對手，同時又是一個跟美國利益深度捆綁的對手，還是一個堅持走和平發展與和平崛起之路的對手。這樣一個對手是美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因此對于中國崛起這樣一個全新的歷史性現象，美國全體戰略界陷入集體辯論和思考，但到目前為止并沒有找到一個一致的答案。因此，當前處理中美關系，基本上是議題導向的，就是根據不同的議題，采取不同的方法。

2017 年6 月，袁鵬（左一）和“修昔底德陷阱”提出者艾利森（GrahamAllison）教授（右二）一同出席在清華大學舉辦的學術活動。

采訪組：有的美國專家認為，特朗普政府尚缺乏一個完整而連貫的對華戰略，您如何看待這背后的原因？以及中國該如何應對？

袁鵬：現在美國之所以還未形成一個系統的對華戰略，首要原因在于受長久以來的霸權思維所困，不肯放下身段迎接中國的和平崛起。如果放下身段，中美雙方共同構建一個新型大國關系，就能實現互利共贏。然而美國經濟居世界第一已有一百多年，享有五十多年的霸權和二十多年的超級大國地位，決定了它一時半會難以放下身段，反而以一個比較狹隘的視角看待其他國家的崛起。

其次，美國國內正在分裂，兩黨惡斗、朝野對抗，難以形成一致的戰略和行動綱領。再加上從技術層面看，美國現在缺乏類似基辛格和布熱津斯基這樣有著世界眼光、歷史記憶和深厚學養的一批大戰略家去思考框架性問題。戰略界往往充斥著一些政客和有一定知識，但又缺乏深厚涵養的一批人。這樣就導致美國戰略界思想稍顯蒼白，可是他們又不愿意接受其他國家的積極意見，比如習主席提出的構建新型大國關系。他們往往從狹隘的立場出發，將一個戰略性的舉措視為戰術性的騙局，而不是從大戰略方面去思考其中的積極性。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局勢有一定的危險性。但中國并不是毫無辦法，一方面我們累積實力，讓美國真實面對這么一個打不垮的對手；另一方面，美國國內還是有相當一批人士，能夠理性看待兩國之間的關系，看清兩國之間的利益紐帶。當然，最根本一點，我們也應做好最壞的打算。所以我用了三個詞，預防、塑造、準備：預防任何危機沖撞兩國整體關系；發揮主觀能動性去塑造中美關系朝我們希望的方向發展；準備好一旦中美關系塑造失敗，能夠抵御系統性風險和局部軍事對抗。

大變局與新秩序：以戰略思考引領中美關系

采訪組：實際上美國國內有識之士對中美關系的框架設想也在不斷推陳出新。您如何看待2008 年美國學者弗雷德?伯格斯滕（C.Fred Bergsten）提出的G2（兩國集團）概念？袁鵬：G2的想法有積極性，但提出的時機過于超前。當時中國的國力與發展勢頭與今日尚有差距，以中國當年的力量與美國共同治理世界，說服美國國內廣泛接受這一提議難度較大。再加上這還是基于大國共治的想法，不符合多極化的潮流和中國倡導的多極化的外交理念，世界大事不能由中美說了算。G2積極的一面，是愿意接納中國的崛起。然而，這并未成為美國各種利益集團的共識，所以非常可惜，在當年沒能轉化為實實在在的政策。時過境遷，我們今天覺得這里面蘊含著積極因素的時候，美國已經把中國當成對手。在今天這個背景下，G2這一提法還是能為思考中美關系的發展方向提供一些啟發。

采訪組：您曾提出，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對指導今天的現實有些不夠用了，您如何看待美國某些專家提出的簽訂第四個中美聯合公報的觀點？

袁鵬：我的原意是：三個聯合公報與三個聯合聲明，構成了中美關系的既有框架，成功指引了中美關系幾十年的發展。而如今，這個框架不足以引領從今往后的中美關系。因為在當時的情況下，這三個公報主要處理的是臺灣問題和對世界秩序的看法問題。而今天除了臺灣問題之外，中美之間還遇到朝核、南海、全球經濟治理和氣候變化等問題，這些問題在三個聯合公報中沒有體現。在堅持三個聯合公報和三個聯合聲明總原則下，還要繼續尋找新的框架進行補充，這樣才能指引中美關系更加均衡的發展。至于是不是要叫第四個聯合公報或者別的稱呼不重要，重要的是找到一些應對新問題、解決新矛盾的新框架。

采訪組：您認為這些新框架要包括什么要素呢？

袁鵬：首先，要對世界基本潮流形成共識，這也是三個聯合公報的經驗。公報開篇即是雙方對世界局勢的總括描述。而當前，雙方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存在巨大反差：比如，我們支持全球化與自由貿易，而現在特朗普反全球化；比如說，我們倡導多極化，美國還是希望繼續領導世界一百年。這肯定不利于中美兩國在重大的全球問題上形成共識。所以在經濟全球化、政治多極化、文化多樣化、信息社會化這些潮流方面，雙方應該形成一些大的共識。

第二，美國要客觀務實看待中美雙方彼此力量的演變，進而承認中國是一個利益攸關方，接納中國的和平崛起。對于中國而言，我們也要讓美國放心，中國的崛起不以挑戰美國的霸權為代價。我們是跟自己比，并不是要超越和取代誰。即使經濟上超越，我們也不想謀求霸權地位，雙方需要一個再保證。

最后，就是對雙方關注的問題劃一條底線，找到趨向共同利益的合作路徑。

采訪組：您對基辛格提出的“共同演進”怎么看？

袁鵬：到目前為止，我認為基辛格的共同演進思想是最具創造力和最具建設性的。不求雙方走到一條路上去，但求雙方水漲船高，你發展我也發展。至于演進到什么程度，需要雙方在演進的過程中摸索和探討。他另一重思想，是中美合作在冷戰時期是基于共同威脅，冷戰后是基于共同利益，今后要基于應對共同的問題，也值得我們借鑒。

采訪組：您認為基辛格的觀點得到美國戰略界普遍認可了嗎？

袁鵬：美國戰略界思考中美關系大戰略的并不多，有點青黃不接。受新自由主義思想熏陶的年輕一代過于學究氣，而現實主義培養出來的一批學者又過于咄咄逼人。怎么在二者之間找到一個平衡，既理性，又具備經驗和歷史記憶，同時善于從人類的整體關懷來思考問題，這樣的人物確實比較少見。像類似“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樣的概念今天從中國領導人嘴里說出來，得到世界的認可，也不是偶然的。這是順應歷史潮流的，也是以超越意識形態、超越社會制度差異的方法去思考問題，而現在這種思考問題的方法在美國還是比較稀缺。這一問題的產生與美國國內過度追求學術專業化，關注問題越來越細分有一定關系。對中美關系進行通盤研究的學者群體這些年在減少。我認為還是要彌補細分研究與整體研究的鴻溝，否則會影響美國戰略界的整體對華戰略思維。

基辛格作品《論中國》。

采訪組：中國提出了“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倡議，但似乎并未得到美國方面的積極響應？

袁鵬：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是因為中美之間的關系狀態發生了變化，必須用新的思路去破解，迎接新時代的到來。但并不代表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就統攝了中國整體對外關系。與此同時，中俄之間還有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以這些雙邊關系為基礎，我們還要構建新型國際關系。如果新型國際關系運行順暢，我們最終目的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是一個環環相扣、相互補充和層層遞進的思想。構建新型大國關系規范的是中美之間的關系，與其他設想是相互補充的。應該說，美方對此概念一開始是有呼應的，但對其中“相互尊重”這一條則有所保留。但后來各種事態的發展導致美方將其束之高閣。但我認為只要我們持之以恒、言行一致地去推動，還是有希望的。

采訪組：有美國專家提到，中國喜歡談論抽象大框架而不給出具體的解決方案，而美國更期待在具體問題上達成共識，如何彌補這種差異？

袁鵬：美國人一聽中國人談大框架就頭疼，他們希望就事論事，通過解決一個一個的問題去累積互信，進而構成框架。我們習慣先搭建一個框架，在框架內解決問題。我們并非搭建了框架就不解決問題，而是我們認為在解決問題的同時，需要一個框架做引領。我們兩個國家不是一般的國家，是超級大國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完全按照具體議題去推動，就會出現小馬拉大車的問題，導致這個問題剛解決，那個問題又出現了。因此，中國一貫強調，在解決問題的同時，還需要構建一個框架。今后，應該互相向對方的路徑靠攏，兩國智庫之間也應該多交流，彼此取長補短。

采訪組：您曾經提到過，您工作的現代院與美國智庫一道討論，建立“跨太平洋框架”，主張通過中美雙邊投資談判等建立更加密切的關系。在當前美國頻頻掀起“貿易戰”的背景下，這條道路是否走得通？

袁鵬：中美之間的路子走不通也得走。這是唯一正確的選擇，否則雙方只能陷入冷戰或者熱戰，雙方和世界都承受不起這樣的代價。盡管目前呈現出了特朗普掀起“貿易戰”的局面，但是我相信這只是中美關系往前走的一個逆流和插曲。目前，同意他打貿易戰的人也不多。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兩國經貿利益已經深度交織。因此只能坐下來，通過結構性的改革與合作來破解，任何單邊的做法都是行不通的。特朗普這樣一種做法，給雙方建構合作框架造成一定沖擊。但我想隨著后特朗普時代的來臨，包括特朗普本人經過反思后，會回到就重大問題進行談判和溝通的軌道上。屆時，我們可以就雙邊投資談判、如何在太平洋地區和平共處的制度安排等問題進行談判。一步到位很難，我們先從東北亞的和平機制開始，從南海相互規避沖突談起，一步一步形成亞太和平共處的制度性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