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日前撰文指出:任何對頂尖學校寶貴名額爭奪的殘酷程度有所了解的人,都能意識到它會有多丑陋、多不公正:走了多少捷徑,醞釀了多少計謀,金錢發揮了多大作用,特權能換得多少優勢。
日前曝光的全美史上最大高校招生舞弊案中,主謀和策劃者、長袖善舞的大學申請顧問Willian Singer。在當地時間三月十二日的庭審中,Singer將自己的行賄和洗錢體系稱為“一道邊門”。
他說:“如果打個比方,有一道正門是讓學生通過自己的努力進去,還有一道后門,比如讓大家通過學校募捐體系捐出一大筆錢,不過這些都無法保證他們得到入學機會。我設計了一道邊門,向那些家庭保證他們孩子都能入校就讀。所以這對很多家庭極具吸引力,因為我創造了一個確保錄取的途徑。”
一、后門
那究竟什么是頂尖美國大學錄取的后門?定義很簡單,就是在招生過程中得到學校明確或不那么明確(當然圈子中人都心知肚明)給予優待的學生群體,這些有機會通過后門而入學的群體一般包括:
1、校友子女(Legacy)
對于頂尖大學,一般只有本科校友的子女才算校友,當然校友子女申請本校不能保證錄取,但錄取機會會高出很多。以哈佛為例,在一個長達十年的時間段,校友子女的錄取可能性是非校友子女的整整五倍。

哈耶普三校的校友子女錄取率
2、特招運動員(Recruited athlete)
大多數精英大學在招收學生運動員的時候,往往采用不同的錄取標準,對這些運動水平達到學校校隊水平的學生,其成績和標準化考試分數要求往往低于其他學生。讀者可能會說,特招運動員也是通過艱苦努力,付出無數汗水和時間,才能使自己的水平達到藤校(當然還包括斯坦福、芝加哥、杜克等非藤名校)校隊水準!No, you are too young too simple! 藤校很多運動隊玩的東西是窮孩子在高中階段聞所未聞的......,更不用提其中還有其他操作空間了。

3、特別重要人物(VIP)
指學校很難對其說“不”的大人物家庭成員,比如奧巴馬的千金;
4、發展個案(Development Case)
對于愿意花大價錢的家庭(當然價錢得達到學校無法對數額說“不”的程度),如果孩子其他條件基本過關,學校往往愿意給予錄取機會。對于這方面的錄取,正式且委婉的說法是Development Case Admissions,即有助于學校發展的個案。比較著名的案例是川普女婿Jared Kushner,當年他父親付出250萬美元為他買了一張哈佛門票。
Kushner的個案是十多年前由Daniel Golden在其2006年所著《錄取的價格》一書中披露的,書中明確講述了這類富裕的家族如何運用關系。Kushner確實由此途徑就讀哈佛大學,雖然根據Golden的描述,他的成績和考試分數遠遠低于哈佛一般的要求。
那么,問題來了,美國頂尖大學每一屆新生中,究竟有多少是通過后門進入來的呢?
美國頂尖大學申請顧問ToptierAdmissions認為:每一年,通過后門入讀名校的學生接近招生總數的50%。
是的,你沒有看錯,全美大多數最頂尖的大學對于接近一半左右的錄取新生在入學時給予某種程度的優待。換句話說,真正通過學習成績優異或課外活動(除體育水平達到大學校隊水平外),公平(定義待定)競爭獲得就讀名校機會的學生只有50%。
二、前門
美國大學在錄取新生時主要看學生平時成績(GPA),和標準化考試 (SAT或ACT) 分數。高中分只要有不錯的GPA和SAT/ACT成績都可以上一所很好的大學。但是那些競爭特別激烈的精英大學由于生源數量龐大、質量優異,申請人單憑成績根本無法脫穎而出。
紐黑文的耶魯體育場
較之中國高考,美國包括常春藤大學在內的許多精英高校錄取過程顯得主觀性強、透明度低、風險值高。這就意味著,美國家庭同樣壓力巨大——或許更甚。像中國家庭一樣,美國家長需要搬家住進好的社區,并為孩子花錢請家教。像中國學生一樣,美國孩子需要取得漂亮的GPA、SAT或ACT成績。可除此之外,頂尖名校還要求學生“全面發展”。于是,美國學生不僅要備考,還要參加課外活動,比如加入足球隊與辯論隊,并在周末輔導來自弱勢群體的小孩,或是為當地報紙撰稿。
成績是必要條件
總的來說,招生中沒有什么比平時成績——加上高中課程挑戰程度——和 ACT/SAT 分數更重要了。在時間資源有限的情況下,這些指標是一種相對快的方法衡量誰更容易有成就。但這種衡量也有弊端。分數膨脹使評價分數的任務更加復雜,高中評分政策上也有差異。標準化考試成績和家庭收入有關;白人和亞裔學生比黑人和拉美裔學生表現好。此外,大學預測學生成就時,往往只限于第一年的成績。
美國大學招生咨詢委員會(NACAC)在其2018年最新公布的高校招生報告顯示大學在招生過程中,調查了各個大學對申請學生各種因素的重視程度。報告指出,數十年來高中成績一直是大學新生的首要決定因素。81%的大學認為所有課程的成績都相當重要,71%的大學預科成績相當重要。超過一半的大學(分別為52%和51%)也認為標化考試分數和課程強度相當重要。以下為詳細列表。
2017秋 大學招收大一新生參考因素所占的比重
綜合評定
鑒于申請人數遠遠高于這些學校所能夠提供的招生名額,僅僅依靠平時成績和標化分數根本無法凸顯自己的優勢,因此美國頂尖大學使用“綜合評定(Holistic Review)”的方式來評估申請學生價值取向、興趣特長是否與該大學的辦學目的吻合;結合每一個申請人的背景和個性,評估其在將來成為領導者和擁有責任感公民、并為母校增光添彩的發展潛力。
通過綜合評估,大學能夠將申請人的學術記錄和家庭背景等因素結合,并找出不像身邊來自有錢有勢家庭的擁有耀眼表現同齡人那樣,但同樣具備不凡潛力的弱勢學生。大學往往會考察學生就讀高中的辦學水平差強人意還是資源異常非富?他們是否參加過課外活動?他們有領導經驗嗎?因為只有那些潛力無與倫比的學生,才能通過求學經歷收獲最多,并且為母校乃至整個社會做出最多回報。
如今的美國精英名校,較之從前多元化得多,也國際化得多。因此申請人應專注于那些可以延續到大學階段,不但對自身,而且對社區乃至整個社會影響舉足輕重的學術和課外研究或愛好。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研究或愛好絕對不能以犧牲課堂成績和標準化考試分數為代價,相反恰恰,上述活動只有在優異成績的基礎上方能體現價值。
多元化學生群體
美國精英大學崇尚多元化理念,學校在招生中最優先考慮因素一貫就是多元化,這里指的多元化反映在社會經濟階層、種族、國籍、性別、技能、信仰等各方面。最頂尖選拔程度最高的大學往往也是擁有學生群體最多樣化的大學(無論是就種族還是社會階層而言)。
不同的經歷、背景和身份認同的學生在互相之間不斷地接觸中深刻地影響著彼此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并從中獲益良多。因此通過綜合評定找到那些在各自的成長環境下真正顯示出無與倫比發展潛力的申請人,并將其組成一個最多元化的學生群體,通過學校優質資源的悉心教育和潛移默化,這些學生將最大限度地成就彼此、回報學校、回報社會!
三、邊門
面對應接不暇的申請信,精英名校的本科招生辦從10個,甚至20個優秀的申請人中挑選出一個幸運兒絕非易事。 耶魯前招生辦主任Jeffrey Brenzel曾經指出:
美國各地和世界各國中學教育系統所表現的不同特征令人迷惑不解。對于所有的學校而言,我們知道家庭收入和出身環境決定了一個學生獲取文化資本、學術預備、以及做出出色大學申請的難易程度。因此,我們總是希望能夠從一位申請者可能獲取的機會前提下評估其成就是否真正出色。但對于任何特定的個人而言,如何將前者與那些僅憑能力、勤奮、和個性堅強即可獲得的成就或挑戰分辨清楚是一項非常困難的工作...大學招生官在工作中既沒有水晶球(預測未來的工具)助陣,亦無情報網絡的支持,意味著我們很多時候無法做出可靠的事前預判。
上述說法絕非故作謙虛,由于時間、精力、信息、以及資源等制約因素的限制,精英大學的招生體系顯然存在眾多非法或者不那么非法的漏洞(或者邊門)供有心人暗度陳倉。
1、標準化考試作弊
前面提到,任何大學的招生過程中,都極為重視平時成績和標化考試分數。對于頂尖大學而言,成績已經稱為第一道篩選門檻,成就不達標者根本沒有任何機會。
在3/12披露的舞弊案首次聆訊期間,主謀Singer在法庭上不露聲色地描述了自己如何就學生的SAT和ACT成績作假——他把學生們送到休斯敦或洛杉磯參加考試,并賄賂那里的考試管理人員。他說,學生們認為自己的考試是合法的,但是監考老師會在考試結束后糾正他們的答案。Singer稱其告訴監考者他希望學生得到的分數,他就能夠準確地得到這個分數。
政府將重點放在了33名遭到起訴的家長身上。根據起訴書,這些父母為每項考試支付1.5萬美元到7.5萬美元不等的費用給入學考試負責人員,那些人幫他們的孩子作弊,為他們提供正確答案、考試結束后修改答案,甚至讓他人冒名頂替參加考試。
法庭文件顯示,辛格至少讓其中一位家長McGlashan聲稱自己的兒子有學習障礙,以便讓他有更長時間獨自考試,時間從一天延長到兩天。
根據法庭授權的電話竊聽記錄,去年6月,Singer向國際律師事務所威爾基-法爾和加拉赫的聯席主席Gordon Caplan解釋有關計劃時,Caplan笑著說,“這能行嗎?”Singer告訴卡普蘭,他的女兒不會知道她的標準化考試成績是假的。根據那份電話竊聽記錄,Singer說:“沒有人會知道。她自我感覺很好。她考了個好成績,現在你可以幫她進好學校了。因為考試成績不再是個問題。聽上去挺合理的吧?” 控方稱,Caplan為這項服務支付了7.5萬美元。
在中國,坊間也有傳聞,可以花費數萬至二十萬之間的人民幣,在香港地區SAT考試開始前買到試題以及答案。
2、學校協助造假和鼓勵賣慘
在美國,不但有權有勢的家庭希望把孩子進入名校深造,中下層少數族裔窮孩子也希望通過教育出人頭地。蘭德利大學預備學校(T. M. Landry College Preparatory School)是一所位于美國路易斯安那州的小型私立學校,學校以把來自藍領家庭的黑人學生送入頂尖大學而聞名全美。
但是去年年底,《紐約時報》刊登了一篇關于蘭德利學校的報道,指控這所小型私立學校為學生提交偽造的成績單和夸大其辭的推薦信,這些學生中不但拿到康奈爾大學的入學許可,獲得布朗大學、哈佛大學、斯坦福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和耶魯大學錄取的也不乏其人。蘭德利學校由于大學錄取中取得的成功,贏得全美眾多新聞媒體的盛贊。
媒體提及該校學生以及家長表示學校鼓勵他們在大學申請材料中虛構事實,并按照蘭德利學校的行政人員的指令行事。據報道,這所學校的創始人和管理者Michael Landry告訴學生及其家人,他與哈佛大學的官方人員有著特殊的關系,從而幫助他讓學生獲得錄取(哈佛對此予以否認)。
蘭德利學校還鼓勵學生在申請大學時夸大自己所處的不利處境,使自己看起來比實際情況更加慘不忍睹——而不是努力提升自己的能力并做出更大貢獻。一位少數族裔學生曾在校報撰文寫道:“從孩提時代起,他們就教我,如果想出人頭地,我必須展示自己的傷痛。我取得的任何成就都不足以讓我成為故事的主角,如果我承受的痛苦不夠聳人聽聞、驚心動魄或者鼓舞人心,就不值得他人加以關注。“
這一事件在全美范圍引發關注。一位教育工作者指出,人們不應把蘭德利事件故事局限在一所學校及其領導者,而應該思索更廣泛的教訓。他寫道:“這牽涉到特許學校運動、私立學校、教育拯救弱勢群體生命、牟取教育暴利、考試培訓、平權行動和考慮種族因素的招生、唯才錄用、和體罰。如此眾多的主題都在這里都迎來一個可怕的結局。”
3、虛構申請材料
如果說3/12被曝光了全美有史以來最大的大學招生舞弊案,那么Adan Wheeler則當之無愧地被稱為全美最膽大妄為的名校招生欺詐案主謀了。
據哈佛校報The Crimson報道,2005年,Adan Wheeler畢業于特拉華州一所普通的公立高中,他考過兩次SAT,不過成績比較一般(分別為1160分和1220分),他大學就讀緬因州的鮑登學院(Bowdoin College)。在此期間他把一首獲得普利策獎的詩歌署上自己名字參加鮑登學院的學生學術活動,被發現后遭到停學處分。
休學期間,Wheeler向哈佛大學遞交了轉學申請。在那份申請材料中,惠勒把自己描述成一名尖子生:以全A成績畢業于聲名在外的大學預科學校菲利普斯安多福中學,獲得SAT滿分1600分,多達16門AP課程得到滿分,精通包括古波斯和亞美尼亞語在內的四門語言,在麻省理工學院學習一年。材料中,惠勒還提供了麻省理工學院四位教授的推薦信。
不過根據波士頓環球報的報道,這份過關斬將歷經哈佛大學招生官和招生委員會層層篩選的申請材料并沒有想象中那樣縝密,不但內容造假,而且前后矛盾,漏洞百出:其中一份來自安多福高中的推薦信稱自己在11年級轉學到該校,但材料中所附的安多福成績單上卻顯示了四年高中全部分數;而且其高中階段課程量,對一個高中生來說根本無法承受,除此之外他甚至還聲稱在麻省理工學院修過幾門課,但安多福高中根本不允許如此選課;來自MIT的推薦信中,除大量的溢美之詞外,還存在一個小問題,發出這些推薦信的MIT教授實際身份卻是鮑登學院的教師。
無論真假,惠勒成功被哈佛大學錄取,成為該校一名英語專業的大二學生。在哈佛就讀期間,嘗到甜頭后的Wheeler再接再厲,設法獲取了數萬美元經濟資助和獎學金。最后,在申請著名的羅德獎學金時,Wheelers的申請材料被評審教授發現純屬剽竊。哈佛大學進而調查過往歷史。經過核查,學校發現,惠勒羅列的種種成就均系偽造。獲獎作品亦屬抄襲。
2010年12月,惠勒承認自己犯有詐騙罪和盜竊罪,高等法院法官Diane M. Kottmyer決定對他從輕發落,以十年緩刑替代了收監執行。
4、賄賂校方招生或其他對招生有影響的管理人員
大部分精英高校都為學校運動隊特招具有體育特長的學生,對學生運動員,其平時成績和標準化考試分數等學術要求往往低于其他學生。
《錄取的代價》作者Golden表示:“我的書里有一章,講的是富人如何從體育優先制度中受益,因為有太多白人貴族運動,大多數孩子從來沒機會參加,”他舉例道,內陸學校向常春藤盟校輸送的賽艇和水球運動員,比那些新英格蘭地區大牌寄宿學校要少得多。在剛剛曝光的欺詐案中,這些富裕家庭在主謀Singer的協助下,將這一優勢利用到極致。Golden感嘆道:“他們甚至都懶得加入球隊!”
Singer幫助家長費盡心機把孩子偽造成教練希望招募的那種頂級運動員。他偽造學生的體育“履歷”,連同入學申請一起提交,其中包括學生未曾加入過的球隊和從沒獲得過的榮譽。控方稱,一些家長提供了“孩子參加體育活動的登場照片”;Singer還安排專人將客戶的面部圖像用電腦合成到網上找來的運動員照片上。
法庭文件顯示,耶魯大學足球女隊前任主教練、本案污點證人從一年前開始幫助聯邦調查局收集相關證據。這位名叫Rudolph Meredith的教練笑納Singer奉上的四十萬美元,將一名球技平平的學生特招至耶魯校隊;而這名學生的父母則為此付出一百二十萬美元的賄賂資金。
出演《歡樂滿屋》的明星Loughlin和其丈夫,時尚設計師Mossimo Giannulli花費了五十萬美元,讓兩個女兒作為賽艇校隊特招生,雖然她們并非賽艇隊成員,但可通過這一招被南加州大學錄取。檢察人員指出,這些錢的部分落入該校女子體育總監Donna Heinel腰包。
來自麻省的John Wilson,是一家私募基金和房產開發商的創始人和CEO。他被控賄賂南加大的水球教練Jovan Vavic將其兒子作為男子水球隊特招生獲得該校錄取。為此Wilson向Singer支付了22萬美元;他還試圖通過類似行賄手段使他兩個女兒進入斯坦福和哈佛大學,并為此向Singer分兩次支付了100萬美元。
當然,以上曝光案例只是冰山一角。調查人員指出,他們相信這起史上最大招生舞弊案,應該還有更多的涉案人員和機構將會浮出水面,我們也將看到更多的招生黑幕被揭開。
結語
高等教育歷來被視為實現美國夢的重要階梯,但這一階梯并非所有人都觸手可及。根據2017年發起的一項研究顯示,就讀精英大學的機會仍然嚴重不平等,在12所頂級私立大學(這些大學也在US NEWS美國大學排名中名列前茅)的學生中,來自全美收入居前1%的家庭人數超過收入墊底50%家庭的總和。(詳見:哪些大學最嫌貧愛富:全美38所大學家庭收入高居TOP1%的學生人數超過墊底60%的總和。)
無論如何,隨著大學多元化的努力和申請系統的改進,近年來,來自世界各地、前所未有為數眾多、極具才華和成就的學生正在申請進入美國精英名校就讀,使得頂級名校的入學名額已經成為當今社會最為稀缺的資源:哈佛、斯坦福、耶魯、普林斯頓等名校的新生宿舍里的每一個床位,都有二十個孩子在排隊候選,而這其中至少有五位是各個高中的璀璨明星。
最終贏得這些稀缺資源的競爭家庭,除了實力超強的曠世奇才以外,也不乏達爾文主義叢林法則的推崇者,無論是從前門、后面和邊門進入頂級大學,其競爭程度之殘酷都令人為之咋舌。這也是大學舞弊欺詐事件層出不窮的根源所在。面臨根深蒂固來自群體性和社會性利益沖突,如何保障全美乃至世界各地的年輕學生通過自身努力就讀這個國家最精英大學的權利,不但成為學校,也成為全社會的一項課題和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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