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想：為什么科研總會走彎路

回頭想想，不管是理論課題，還是技術開發，走的路大都是不順的，總是走了或多或少的彎路。

最近的一個工程性質的課題更是走了幾年的彎路，但最后的解決方案的所有方法在課題開始之前就已經在我們的知識結構中，但是為什么沒有在第一時間發現并執行呢？很多論文我們做完了才發現，其實也不過如此，包括我們讀的很多重要的科學成果，也會有同樣的感覺，就是“原來如此”。

但是就是這樣的“原來如此”總是跟我們擦肩而過，有時候甚至一生都繞不過那個彎彎。

這應該是科學研究的常態，但是為什么會造成這個常態呢？這個問題值得深思，就我不太成熟的科研經歷，我想大概有幾個原因可以解釋。

原因一、慣性思維的作用。

人為了節約精力，總會本能的將遇到的信息進行范式化，也就是歸納為一些規律，這樣方便記憶，也方便未來處理類似的信息。

但是這樣的范式化過程容易造成經驗主義，可能在新的問題面前，我們既有的范式并不能解決問題，而是將我們引入了錯誤的方向，以至于我們走了彎路。

每個人還都受到自己知識的限制，人們習慣性的向自己最熟悉的知識尋求幫助，但是客觀來看，解決問題未必就是自己熟悉的技能，這樣也是一種慣性思維。

此外，人的另一種害怕失敗的本能讓每個人在選擇技術路線的時候，挑選一種自己看起來很容易控制的路線，也會導致選擇了錯誤的路線。

原因二、集體意識的綁架。

我們都活在一個社會中，社會形成了一種共識，我們可以稱為集體意識，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們會受到這種看不見的集體意識的約束和綁架，我們的第一行動往往趨同于這種集體意識。

但是科學問題并不和集體意識有任何的關聯，迎合了集體意識可能恰恰是錯誤的技術路線。

好比在古代，人們遇到不可解釋的問題，都要歸結于鬼神一樣，集體意識受到歷史條件的限制，必然具有其強烈的局限性。

同樣，由于是大多數人的共識，這些共識往往是平庸的，對于一些挑戰性的問題來說，集體意識可能正是需要避免的一個方向。

就我個人的科研體會來看，一個人人都想做的課題似乎不是什么好課題，人人都能想到的路線就不會是重要的技術路線。

原因三、權威的錯誤判斷。

每個科研領域都是一個江湖，在每一個江湖中都有領袖，這些領袖都有帶領學科發展的責任和義務，因此這些領袖也經常就一些問題發表自己的高明見解。

歷史多次證明，權威的結論僅僅在有限的問題上正確，但是對于一些沒有經過深思熟路和深入討論的新問題上，權威往往并不可靠。

但是由于我們每個人似乎都想盡快的解決問題，基于對權威的信任，自然就選擇權威所指明的方向，在許多情況下，我們可能失去了正確方向，走入了歧途。

這個在物理學上有太多的先例，不再表述。

原因四、過度理性的選擇可能導致錯誤。

我們在選擇技術路線的時候，都希望經過謹慎的論證以避免走錯路，這對于大多數比較成熟的工程項目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對于科學研究來說可能不正確。

工程項目是可重復的過程，有許多歷史經驗可以參考，因此可以做到論證和計劃，但是對于很多挑戰性的課題，論證和計劃都是不太現實的，無論是歸納還是演繹都不能給我們帶來正確的路線。

這時候，人的直覺往往更加重要。

所謂的直覺就是，盡管不能進行詳細的論證和說明，但是感覺到某個路線是正確的。

這對于科學研究來說，尤其是跳躍性的課題似乎是必然的選擇。

這時候，我們是否能夠成功的走上一條正確路線，完全取決于我們是否擁有超常規的直覺。

原因五、方法論的失誤可能導致錯誤路線。

對于一個全新的課題，往往是非常不規范的，太多的信息量混在一起，我們不容易發現關鍵點，容易眉毛胡子一把抓，而一把抓的結果就是看不見要點，選擇沒有針對性，技術路線往往不能奏效。

這在剛入門的學生身上更加明顯，討論一個問題的時候，考慮A問題時，把B的情況牽扯進來，而考慮B的問題時，又把其他看似相關但實際并不重要的問題引入，這樣形成了問題之間的不恰當關聯，關聯的結果是技術路線的搖擺，最終在研究過程中，不斷地修補漏洞，不斷地救火，最終也沒有找到合適的解決方案。

這種從復雜問題中看到要點的能力實在是非常重要的能力。

一些做出重要歷史貢獻的大科學家往往在這方面有獨到之處。

馮諾依曼、笛卡爾和牛頓等人都是這方面的高手，都知道從簡單開始，都知道選擇恰當的關鍵點著手。

我們之所以走錯路，就是因為我們不能分清楚信息的主次和先后關系。

總的來說，我們總是在走彎路，歷史經驗也表明走彎路似乎不可避免，但是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如果我們能夠少走點彎路，我們的價值可能會大很多。

我想在科研研究過程中，刻意的回避習慣思維，努力跳出集體意識，不要輕信權威的判斷，避免過度理性分析，學會好的方法論，總能讓我們少走一點彎路。

走彎路的原因肯定遠遠不止上述幾種情況，但是即便能夠避開上述幾種情況，我們的彎路一定會少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