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學生對美國留學政策不滿

去年5月，路易斯·卡洛斯·索爾德維拉(Luis Carlos Soldevilla)從墨西哥市立高中畢業，他是學校GPA最高的學生之一。在他三年級所做的項目中，他甚至深入研究了哥德巴赫猜想這個著名的數論問題。波士頓大學和華盛頓大學都向索爾德維拉伸出橄欖枝，他也曾考慮就讀其一。他對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也十分憧憬——2016年夏天，他在那里上了一門計算機科學的暑期課程。

然而，今年秋天，索爾德維拉沒有選擇任何美國的高校，而是選擇在加拿大的多倫多大學(University of Toronto)攻讀計算機科學和數學雙學位。他為什么選擇加拿大的高校，而放棄了之前夢寐的美國學府呢？?

“我做出這個決定的一個重要因素是——那里沒有特朗普。” 19歲的索爾德維拉說。

和索爾德維拉有相同想法的國際學生并不在少數，那么他們的想法是如何影響美國的留學產業，諸多學校校方又是如何看的呢？快跟隨小編的腳步一起來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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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教育研究所(IIE)的數據表明，在2017-18學年，美國的國際學生入學率下降了6.6%，是前一年下降速度的兩倍。國際教育協會(NAFSA: 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Educators)的公共政策主管班克斯(Rachel Banks)說，雖然美國的國際學生總數略有增長，但新入學人數的降幅是9·11事件以來最大的。“今年的下降趨勢似乎還在繼續。”

該報告將入學率的下降歸因于多個因素，包括簽證延期和拒簽、“社會和政治”環境以及就讀美國學校的成本。班克斯說，政府的一些強硬移民政策，比如禁止穆斯林國家的人民入境、在邊境把孩子和父母分開等，這都讓潛在的學生和他們的父母感到“這不是一個歡迎他們的國家”。

F-1簽證是發放給在美國上全日制課程項目的國際學生，美國國務院的數據顯示，這類簽證的簽發數量從2015財年的64萬人左右驟降至2017財年的39萬人。加州州立大學北嶺分校國際合作與項目開發部的副主任凡妮莎·安德雷德說，安全問題一直是留學生們擔憂的最大問題。

據美國南方貧困法律中心(Southern Poverty Law Center)稱，從槍支引發的大屠殺到白人至上主義極端團體，各種問題和擔憂層出不窮。自特朗普上臺以來，白人至上主義團體已經死灰復燃。根據IIE的數據，在2017-18學年，北嶺學院的國際留學生入學人數下降了16%。?

?“高等教育作為一種‘出口’業務，其經濟影響如同我們出口大豆”?

國際教育協會（NAFSA）的一項分析顯示，在2017-18學年，100多萬名國際學生為美國貢獻了390億美元，并且提供了45.5萬個就業崗位。加州、紐約、馬薩諸塞州、德克薩斯州和賓夕法尼亞州從中獲得了最大的收益。“教育是這個國家最大的出口服務之一。”

“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是美國的主要出口業務，”加州大學圣巴巴拉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經濟學教授迪克·斯塔茨(Dick Startz)在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 2017年的一篇博客文章中寫道。“當我們提供一項服務，使外國人給美國付款，這就是一種出口業務，其經濟影響與我們向海外銷售大豆或煤炭時完全相同。

康涅狄格州費爾菲爾德大學(Fairfield University)負責全球戰略的副教務長珍妮弗·埃瓦爾德(Jennifer Ewald)談到，在一個國際學生人數眾多的小地方，教育行業的經濟影響幾乎是立竿見影的。“在紐約你可能不會注意到，但在我們這樣的小鎮你一定會意識到。我認為，高等教育行業以外的人不會明白當前地方經濟所面臨的威脅。”

由于州政府和聯邦政府的資金枯竭，學校用國際學生的學費來彌補差額。穆迪投資者服務公司(Moody 's Investor Service)在2017年的一份報告中寫道，在美國高中畢業率持平甚至下降的情況下，“由于學費折扣有限”，國際招生幫助他們提振了收入。該公司在報告中將美國高等教育行業的信用前景從穩定調整為負面，目前仍是如此。去年12月，穆迪公司表示，縮緊的移民政策是導致國際學生入學率下降的原因之一。?

移民律師達娜·布森（Dana Bucin）是Murtha Cullina商業法律公司駐康涅狄格州的合伙人，她為包括麻省理工學院、耶魯大學在內的數百名國際學生提供咨詢服務。她說，高校擔心他們輸送的高素質國際人才會減少。

Bucin說，學生們“壓力大得喘不過氣來，不是因為他們打算觸犯法律，而是因為他們試圖遵守法律。他們覺得自己是來做貢獻的，而不是來偷東西的。”

他們確實做出了貢獻。美國國家政策基金會(National Foundation for American Policy)在2017年發布的一份報告中警告道，如果沒有國際學生，科學和工程等關鍵領域的研究生教育就無法正常運轉；而這些研究生教育也正日益落后于其他國家。報告提到，“在美國約90%的大學中，計算機科學和電子工程專業的全日制研究生(碩士和博士)大部分是國際學生。”

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Penn State University)全球商業研究中心(Center for Global Business Studies)主任法里博爾茲說：“因為沒有足夠的本地學生在這類項目中注冊學習，優秀的國際學生應該自動獲得綠卡。” 該校的國際學生人數在最大的校區從2016-17學年的9134人下降到8636人，降幅約為5%。

他說：“如果你反對移民，你可以說，‘那我們可以招收更多的美國人來抵消移民減少的影響。’但是，實際上我們已經接納了所有符合標準的本土學生。”

在10月，包括哈福德學院(Haverford College)和紐約新學院(New School in New York)在內的幾所大學，就8月份生效的一項移民政策變化起訴了特朗普政府——它改變了“非法居留”這一概念的執行方式，國際學生如果違反入境條款，會更容易受到為期3年或10年的禁令。

這些條款包括每周在校工作時間不超過20小時、搬到另一個宿舍后需要通知校方等，即使校方在文書工作上犯了錯誤也有可能會造成嚴重后果。

原告認為，這項改變是非法的，“它旨在每年強制實施數萬條重新入境的禁令”，違反了聯邦移民和行政訴訟法。他們警告說，這將導致“無數真誠的國際學生和交流訪問者被驅逐出境”。上個月，包括美國教師聯合會(American Federation of Teachers)在內的其他原告也加入了這起訴訟。60多所學院和大學提交了法庭之友辯護狀以支持訴訟。

原告首席法律顧問、Mayer Brown公司的合伙人保羅?休斯(Paul Hughes)表示: “如果來到這里需要冒著10年內禁止再入境的風險，并且可能不是因為你自己的過錯，那么美國的吸引力會大打折扣。”休斯說，新政策“給我們的移民法注入了巨大的不確定性和不可預測性”。

“現在，學生要在這里合法地做每一件事，但如果他們犯了一個很小的錯誤，就會承擔災難性的后果。”

特朗普政府要求法院駁回此案，稱原告沒有起訴的資格。移民局發言人邁克爾·巴爾斯(Michael Bars)表示，移民局的工作重點是“盡可能地”維護法律，并不是故意針對國際學生。

?“這是一個巨大的經濟優勢，一旦失去，是非常危險的。”參與法庭之友辯護的西北大學國際辦公室主任拉維·尚卡爾(Ravi Shankar)說，美國學校“處于相當尷尬且危險的境地”。“一方面，我們必須遵守國家安全法規，這是我們都應該認真對待的。另一方面，我們正努力令學生相信：他們在這里是受歡迎的。

與其他學校一樣，西北大學也擴大了招生范圍，為外國學生提供免費法律咨詢，并敦促立法者介入學生簽證被拒的個案。尚卡爾(Shankar)說: “我們想讓學生知道真正發生了什么。我們發現，恐懼往往是基于假設。”?

那么，在美國出局的情況下，哪些國家贏得了這些學生的支持呢?

?NAFSA的數據顯示，在2016-17學年，澳大利亞的外國學生增長率為15%，加拿大的增長率達到20%。

在多倫多大學(University of Toronto)，像索爾德維拉一樣的外國本科生的數量增長了14.8%，從2016年的4023人增加到2018年的4620人。該校負責國際事務的副校長泰德薩金特(Ted Sargent)說，過去兩年，申請人數每年都增加了20%左右。他表示:“許多人不僅在尋找上學的地方，而且還會考慮長期定居的可能性。”對于出生在伊斯坦布爾的多倫多大學建筑系學生Alara Demirag來說，這是一個關鍵的考慮因素。20歲的她被四所美國大學錄取，每一所大學都為她提供獎學金。在加拿大學習更有吸引力的部分原因就是畢業后留在加拿大工作更容易，她的父母也更容易與她一同在加拿大生活。她說，她的一些土耳其朋友被美國大學錄取，卻被拒簽了學生簽證，其中包括一名進入伯克利的學生，他們非常難過。

弗吉尼亞州的喬治梅森大學(George Mason University)校長安吉爾·卡布雷拉(Angel Cabrera)說，幾十年來，“美國在從世界各地挑選最優秀人才方面一直處于領先位置。”

?“人們還沒有廣泛認識到這一點，但這是一個巨大的經濟優勢，一旦失去，將是非常可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