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家長一邊反對負擔，一邊反對減負？

為什么家長一邊反對負擔，一邊反對減負？

可能很多人都沒有想到，是否應該減負，成了一個問題，甚至遭到家長的激烈反對。前一段時間，《教育部，請不要給我們家孩子減負》的文章風靡網絡，當天上午就邁上10萬+，點贊過萬。

此類主題文章不斷涌現，流傳甚廣。這至少說明，不希望減負，代表了一部分人的觀點。

這讓我想起了20年前相似的一幕。1998年，第一次大規模減負時，北京要求關停所有校外輔導機構。當時北京最大的校外培訓機構精誠文化學校校長王國欣最頭痛的不是關停學校，營收減少，而是家長們的激烈抗議：你-不-能-關 ！

20年一個輪回，減負錯了嗎？

為了孩子能全面發展，健康成長，幾十年來，尤其是最近20多年來，減負是繼治理應試教育之后，教育部門持續不斷地強調的教育大政方針之一。但是，政府殫精竭慮的減負政策，卻不斷遭到一些家長反對。在減負上，政府出力不討好，不是第一次，也肯定不是最后一次。

負擔是一個心理感受，

誰是培訓機構的神助攻

中國孩子是世界上教育負擔最重的，這個總體結論應該沒有錯，也沒有太大爭議。既然負擔重，為什么還反對減負？到底是為什么？這股熱潮過后，我們有必要冷靜分析這其中的原因。

不同定位的人，負擔是不同的，沒有區別，一刀切地做減法的減負政策，的確有不足，需要反省并適當調整。

負擔是一個心理感受，如果喜歡玩游戲，3天3夜也不覺得累，如果不喜歡學習，10分鐘都是負擔。負擔的多少，絕對值是與每個人的期望值與自己定位是直接相關的。對于那些有遠大追求與抱負的學生與家長，客觀上負擔必然是沉重的，但一旦變為主動行為，就未必是負擔了。

“幸福都是奮斗出來的”，奮斗是什么？至少不是輕松的，是需要為自己的理想、目標作出辛苦努力的。因此，對一部分志向遠大的學生，辛苦一些是應該的，多學一些也是應該的。

長期以來，一些偽專家與輿論給公眾制造了一個虛妄的故事與錯位嫁接：英美先進教育就是沒有負擔，幸福快樂的教育，最后孩子們還卓有成就。其實，英美教育完全是兩條道路，對于以私立學校為代表(包括學區房公立學校)的精英道路，一點不比我們負擔輕，甚至更重。

想成為一個優秀的人，在哪里都不會輕松。客觀講，負擔都很沉重，這是我們都需要認識到的。

中國家長受文化傳統影響，對子女的教育極其重視，多數有著超高的期望，因此客觀上負擔必然會重。認識到這些基本現實，我們就知道有必要在學校體系里，對那些有較高期望的學生，對部分學有余力的學生，無論是出于功利還是不功利的原因，提供條件，讓他們可以多學一點，多寫一些作業，晚回去一會兒，而不是必須都不得超綱學習，不是都必須在幾點放學。

同時，更重要和最理想的是，采取各種措施，提高教師的教學質量，提高學校教育的效率，以最大程度上在學校內滿足這些需求，把學生的負擔降到最低。

但遺憾的是，減負雖然說的是減去多余的學業負擔、心理負擔，但一些地方的減負做法，忽視了這部分區別，全部減，必須減，必須輕松沒有負擔。這必然招致一部分有更高追求家長的反對。

一些地方非常夸張，出現無限放大的做法，甚至要求取消正常的期末期中考試，即便搞期末測試，也不能出成績，稱之為“樂考”。

伴隨對孩子教育的高期望，無論正確與否，需求是客觀存在的，這邊壓下去了，那邊就長了出來。

近年，伴隨政府對學校強力的減負措施，學習負擔大規模向課外輔導班轉移，形成了所謂的課內減下來，課外加上去，客觀上造成了課外輔導機構風光無限。

對合理的負擔需要有一個準確認識，不給課內機會，課內就轉課外。更重要的是，課內轉課外，是需要經濟支撐的。從另一個維度看，這種減負，實際上進一步加大了教育的差距，影響了教育公平的實現。這的確是我們的減負政策之前所沒有料到的，將來也需要考慮的。

如果說學校教得多，布置的作業多還有被迫努力的成分的話，那么在課外培訓班里，每一分錢，都是家長主動排隊交給培訓機構的，為什么掏錢給自己孩子加負擔

中國家長瘋了嗎？

他們的瘋狂是誰逼的

中國家長比任何民族都重視子女教育，因此必然有更高追求。你校內不給，我就花錢走校外。

對更好教育的追求沒有錯，但麻煩的是這種對更高教育期望的追求過程中，“功利化”追求一直如影隨形，名校情結就是其中的核心體現。更好教育，簡單化為各級名校，而且要從娃娃抓起，名幼兒園，名小學，名中學，最好是著名大學，甚至清華北大，而路徑，往往就是極端功利的學習。

培訓、應試教育、擇校熱，都與此有直接關系。學習負擔重，無非是這種功利追求下的一種體現而已，與應試教育本源是一樣的，并非教育。

很多人說，家長是被逼的。因為優質資源短缺，好學校少，以及應試教育制度等才導致了家長的瘋狂。

這個說法很流行，但可能站不住腳。

據美國媒體報道，在紐約有400余家補習學校，很多都是近年伴隨華裔移民的增加而增加的，新增加的補習學校主要集中在法拉盛與日落公園……都是華人高度聚集的地方。

補習內容也都是當地的各種升學考試：紐約高中聯考以及AP、SAT等。在舊金山，洛杉磯很多公辦學校門口也如我們北京上海一樣，培訓班林立，幾乎都是華人與韓國人舉辦的。筆者熟悉的一家華裔所辦的培訓機構年收入已超過1000萬美元，其主營業務就兩個，一個是考試輔導，一個是升學輔導。

所謂優質資源均衡了就沒有擇校，沒有負擔的說法，更不值得一駁。

教育資源絕對均衡是沒有任何可能實現的，把大學都辦成清華北大也是做夢，永遠不可能實現。學區房這個詞不是我們發明的，是從美國來的，美國如此發達了，學校還有這么大的差距？怎么還有學區房？美國有3000~4000所大學，但是新聞報道有排名的只有300所，絕大多數是上不了榜的，差距不大嗎？我們中國家長追求的也動輒是前100名，200名都接受不了。

當然，對于很多家長，的確是被逼的，只是不是教育本身。

如果各行業社會地位與收入差距很小，當白領與藍領收入沒有太大差距，社會保障制度極其完善，我們的家長肯定不會如此焦慮，也不會功利地去算計上什么學校，從事什么工作。孩子的負擔必然能大幅度下降。

這個樣板就是芬蘭。近年在中國搞教育研究與改革不講芬蘭幾乎就是落伍，但我對此表示質疑。芬蘭的很多教育理念的確不同，非常理想，但這種教育理念是與其社會理念一致的，也是與其社會發展水平與保障制度關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