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畢業生經驗之談（下）

他向我提起他的一個客戶卡羅萊娜。卡羅萊娜是高中才來到美國的中國女生，她有著幾乎完美的GPA，但是成績好的亞裔實在是太多了。而且因為在美國呆的時間很短，她的課外活動經歷非常不足，除了一些無足輕重的俱樂部活動和社區義工之外，并沒有看起來很光鮮的經歷。

克里斯多夫最終決定用卡羅萊娜的中國背景做文章。當他了解到她從小學習中國書法和國畫之后，替她聯系了同樣旅居美國的中國作家、畫家和其他藝術家。經過克里斯多夫的引薦和從中斡旋，她的幾幅國畫作品被選中成為一名作家書籍中的插圖。而她屢次受邀為當地華人舉行的中秋晚會、新春聯歡等活動創作作品。克里斯多夫還利用他個人的人脈，讓卡羅萊娜的作品在一場慈善拍賣會上被拍賣，為需要進行心臟手術的兒童籌款。

不到一年的時間，卡羅萊娜的簡歷看起來就豐富了許多倍。除了因此得到慈善家和作家的推薦信之外，克里斯多夫親自替卡羅萊娜寫了一份自述書（personal statement），里面寫到她來美國這幾年受到的歧視，又寫了她是如何想要在融入美國文化的同時仍然保持自己的中國背景，里面提到了她在藝術上的造詣，更著重講到了她最終把自己遇到的文化差異和困難，化作幫助其他需要幫助的群體的動力。短短兩頁紙中，卡羅萊娜對中美文化的精通、對弱勢群體的悲憫、對藝術的追求和想要讓世界變得更好的宏大志向躍然紙上。她沒有參加體育隊、啦啦隊、樂團等最受歡迎的項目的“弱勢”，反而成了她被孤立被歧視后百折不撓的“強項”。這封自述書感情真摯，溫柔動人。而卡羅萊娜也最終被夢寐以求的哈佛大學錄取。

“我收了她兩萬美金，你說，是不是比花五十萬美金去行賄更加值得呢？”克里斯多夫反問我。

克里斯多夫有好幾名助手負責和客戶聯系，確保最后簽下合同的學生都成績優異，而且有一技之長。

“那些學生本來就是好學上進的優等生，這樣，我們為他們規劃比賽、課外活動，為報社投稿時，他們才會按照我們的吩咐行事。如果他們一點兒努力都不付出，那我也不能為他們編造虛假的榮譽記錄。”克里斯多夫坦言道。他說，卡羅萊娜整整一年里，每天晚上的睡眠都不超過六個小時。

富裕家庭里，那些懶惰或者資質平平的學生有另外一條通往美國名校的道路——捐款。

并不是像本文開頭那樣將錢財塞給大學招生官員或者體育隊伍的教練，而是直接將錢財捐給校方。他們可以捐一幢樓，也可以捐一個獎學金，或者僅僅是開一張大額支票給校方，只要捐的錢足夠多，他們的子女便可以確保被該所學校錄取。

在美國，私立大學辦學依靠的大多是來自社會各界的捐款，捐款越多，大學就能請得起越多蜚聲國際的知名學者來學校任教，能夠承擔得起多項科學研究的開支，能夠為更多聰明但是貧窮的學生提供獎學金和助學金，久而久之，大學的排名逐漸上升，也因此吸引更多的富人為學校捐款——可謂是一個良性循環。

而捐款者的子女進大學讀書也是堂堂正正的，和行賄受賄都不沾邊。

我的同事威利本科在美國排名第十的西北大學就讀，而他的室友就從未掩飾過自己是通過捐款才進入了這間大學。

“他的父母在他剛剛進初中時就開始捐款，每年捐款五十萬，連續捐了五年，他高中畢業那年，西北大學招生處的官員親自給他父母打了電話，確認他是否提交了申請，當然，也確保了他會被大學錄取。”

“一個本科文憑而已，值得花那么多錢嗎?”我問威利。

“我們當時也是這么問他的，沒想到他直接說，他覺得五十萬美金并不是什么大錢。”威利的回答出乎意料。

他室友的父親在舊金山擁有自己的對沖基金，而他的室友讀初中那陣，正是二十一世紀初，美國經濟形勢一片大好，房地產市場節節攀升的年代。據說，他室友的父親每年的收入差不多有一千萬美金。

“他的父母每年向學校捐款五十萬美金，就好比年收入十萬美金的家庭，每年愿意花五千美金讓自己的孩子學習樂器和體育特長一樣。這么一類比，是不是還挺合理的？”威利問我，而我也只有點頭的份兒。

近年，亞裔美國人因為歧視而起訴了哈佛大學，哈佛大學的錄取率在媒體上曝光。據《華爾街日報》2018年公布的數據顯示：

所有申請學生的總體錄取率為5.6%；

父親或者母親中有至少一方為哈佛畢業生的學生的錄取率為33.6%（比普通學生高六倍）；

哈佛捐款者的子女錄取率為40%（比普通學生高七倍）；

父親或者母親中至少有一方為哈佛畢業生而且父母為哈佛捐款的子女的錄取比例約為70%（比普通學生高十二倍）；

運動員的錄取率為86%（比普通學生高十五倍）。

很多人將入讀頂尖大學作為改變全家人的命運的契機，和提高自身社會階層的階梯，但是事實上，私立大學本身也是由金錢和利益所驅使的，而階級固化比我們所以為的要更加嚴重。

“說實在的，Lori和Mossimo如果把五十萬美金捐給南加大成立一個獎學金，獎勵有志于電影和時尚業的學生，然后再表示他們二人會輔導獎學金得主，替他們介紹業界人脈和實習工作，我想南加大肯定愿意給他們的女兒一個名額。說實話，南加大這樣的學校怎么會不愿意錄取富有的名人的子女呢？”薩姆在和我討論作弊案件時，不無疑慮地說起。彼時，南加大的校長還是以擅長和名人交際，擅長募集捐款的尼克爾斯。Lori和Mossimo顯然會被尼克爾斯當成座上賓。

他說的是電視明星，美劇《歡樂滿屋》的女演員洛莉·洛格林及其丈夫、時尚設計師Mossimo Giannulli，這對有名又有錢的夫婦為了讓他們的兩個寶貝女兒成功進入南加大，通過中間人向運動教練行賄五十萬美金。而按照他們的有名程度，完全可以找到名人替他們的女兒們寫推薦信，可以讓女兒們參與一般人無法接觸到的課外活動，亦可以像南加大捐款，這些行為都是合法的，但是他們偏偏選擇了有可能讓他們面臨牢獄之災的最笨的一種選擇。

“唯一的好處是，這讓我知道了富人和我們一樣，也會有煩惱。有的時候也會做出不怎么聰明的選擇。”薩姆自嘲道。他來自中產階級家庭，申請本科的時候沒有申請哈佛、耶魯等私立名校亦是因為家里無法輕松負擔起每年五六萬美金的昂貴學費。直到他通過創業開始獲得收入之后，才申請了哈佛的碩士，并且正在準備申請法學院。但是，在社會階級固化的美國，富人的孩子一生下來就贏在了起跑線上，他們所需要擔心的在普通人看來是如此的庸人自擾。而中產階級的孩子，必須像薩姆一樣，成為最頂尖的1%甚至0.1%才能有機會進入更高級的社會階層。至于那些底層階級的孩子，那些連飯都吃不飽的孩子，他們能請得起克里斯多夫這樣的咨詢師嗎？他們有機會參加課外活動，和名人社交，獲得足夠分量的推薦信嗎？

當然，如果要說些可以讓人稍微感覺振奮的話的話，那么就是，在信息傳播高速且發達的時代，大學越來越不是必不可少的。

硅谷知名創業者兼投資人Tim Draper2013年創立了新式的大學——Draper University（英雄學院） 。學校面向18-24歲的年輕人。而想要成功入學的年輕人不必再有體育或者音樂特長，也不需要提交標準化考試成績。入學申請由一系列開放式問題組成，沒有對錯，沒有好壞，他們甚至不需要回答每一道開放式問題，只需要證明他們有足夠的潛力，可以從大學的課程中獲益，也可以讓他們的同學從中受益。

開放式問題千奇百怪，有的問題問“你有沒有平板電腦？是什么型號”，有的問題問“你希望電腦和機器人為你做什么”。再擅長考試的學生也難以揣測出題人的初衷。

支付學費的方式也很松散自由，僅針對八周的課程而言，你可以支付七千五百美元（比私立大學的學費要便宜很多），支付未來十年收入的2%，也可以和Tim Draper討價還價，只要Tim Draper愿意接受即可。

我的創業者朋友奧利弗是Draper University2014年的學生。他沒有上過大學，高中畢業之后就和他的表哥成立了自己的第一家公司，22歲那年，公司已經走上正軌，每個月的流水都有近百萬歐元，他想要開始新的項目，便借此機會去Draper University進修，認識了也在進修的UCLA商學院學生弗朗西斯，他們2016年成立了一家共享經濟公司，并在兩年內成功募集到一百萬歐元的投資。

“我覺得，不上大學，而是進行短期的課程研修，同時輔以大量的社會實踐，才是未來的主流教育模式。當然了，除非你想要學數學、物理、語言學這樣純粹的科學。”奧利弗說道。

條條大路通羅馬。

哈佛畢業生經驗之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