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國際學校為了什么

國際學校的教育，有些是我們期待的，有些是我們期待之外的。

幾乎所有帶孩子上國際學校的家長，都有一個最基本的預期，孩子能夠習得高水平的英語技能。這是現實可行的，對孩子的未來，也會有我們意向不到的幫助。

為什么要學好英語？

并不是簡簡單單的方便與西方人交流。

當今人類的智慧結晶，以英語為載體流傳的部分，和以中文為載體流傳的部分，是幾何級別的差距。換一個說法，用英語能夠找到的資源，比用中文能夠找到的資源，要多得多。

有的人可能會說，那我看翻譯的就可以了啊，不一定要會英文。

我們先不說翻譯本是否有刪減的問題，其他至少存在2個問題。第一個是翻譯者的態度問題。

前兩年，翻譯界鬧出非常大的一個笑話。清華大學歷史學者王奇在翻譯《中俄國界東段學術史研究：中國、俄國、西方學者視野中的中俄國界東段問題》一書時，把一位出現頻率非常高，且是中國頂層的參與者的名字，翻譯作“常凱申”。讀者一看，不認識，然后去找歷史上，這到底是個什么人，結果當然是沒找到。根據上下文的內容，大家基本認為是蔣先生（Chiang Kai-shek）姓名的誤譯。

翻譯，實際上是一個再解讀的過程，如果不了解歷史背景和文化內涵，很可能就無法準確翻譯，讀者自然也就無法看懂。

比如，非常有名的“哈姆雷特”的一句臺詞：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中文的翻譯，通常是“生存，還是滅亡，那是一個問題”。但是，這個故事的背景是宗教改革。宗教改革之前，大家認可羅馬教廷，生后的救贖，是通過神父、主教、教宗的層層架構，與上帝取得聯系，確認信眾是否獲得了救贖。但是，新教主張每一個信眾，都可以直接與上帝對話，獲得救贖。于是，產生了這樣一個疑問：得救，沒有得救，這是一個問題。

此外，有了無障礙的英語應用能力，就可以最快的，獲取最新的信息，以及變化。比如，最近比較大的一個新聞，加拿大總理特魯多道歉了。事情是他在大學任教的時候，在一個主題為“一千零一夜”的聚會上，帶著棕色面具，扮演了一個阿拉伯人，被人指責為種族歧視。或許那個時候還不是什么問題，但西方這幾年的左傾化太快，所以現在變成問題了。

除了英語之外，還可以學習到很多其他的東西，比如大家經常談論的批判性思維，主動學習的習慣等。

在這里，談一個很多人還沒有意識到的內容——系統性思維。

為什么說這個，因為我感覺到，很多國人對這個非常的陌生，但是，我們又經常需要用到。其實，我以前的文章中，也提到了很多很多次。

比如說去清邁找國際學校，被問的最多的，是那所學校最好。但是，好的標準是什么？這所學校好的這個特性的來源是什么？這個特性，是否具有穩定性？

大家看的最多的，是硬件，雖然腦子里可能沒有形成一個邏輯鏈條，但可以推測，基本思路是應該是這樣的。既然有錢修大樓，那么有財力雇傭更好的老師的可能性就會大一些，有了好的老師，教學就會更好。這個鏈條接起來，就是系統性思維了。

去年，帶孩子回國，不能上油管，只能看電視，就看動畫片。結果孩子一邊看，一邊挑刺，大意是根據前面場景的邏輯，不應該出現后面這一幕。這就是國際教育在系統性方面的結果。

為什么系統性思維如此重要，因為我們時刻需要這樣的思維，來做出判斷。之前，有一位家長問我，聽說泰國潑水節的時候，有人把有艾滋病毒的血液，放到水里，是不是真的？基本常識就是，病毒傳播需要一定的濃度，且艾滋病毒在非體液的日常環境中，生存時間極短。

前兩天，我們還談論到“僵尸豬肉”（據說是二戰時留下的凍豬肉）的問題，您又是怎么看呢？

其實，國際學校能學到的東西，還有其他的很多層面，文章太長了，沒有人看，暫時打住，有機會再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