飯桌上聊股票，不雞英語雞中文，耶魯斯坦福三娃媽是這樣養成的

2020年，中美之間的教育交流充滿變數。很多人有疑問：全球化是否要退潮？世界是否開始變得封閉？我們還要不要去留學？美國還是不是好的選擇？隨著美國大選的塵埃落定，以及疫苗的初見曙光，上述問題的答案也許會越來越清晰。在耶魯北京中心總經理李恩祐（Carol Li Rafferty）看來，世界的開放和融合是不可逆轉的趨勢。她所在的家族80年來的出國留學史，可以作為大時代下的一個縮影，正說明了這一點。

△耶魯北京中心董事總經理李恩祐

Carol的背景充滿了傳奇：

她是香港東亞銀行李氏家族成員之一，其祖父為香港聯交所創始人，家族成員從祖輩開始都曾赴哈佛、MIT等英美頂尖大學留學。

她本人的履歷亦是金光閃閃，在美國耶魯大學獲得經濟及國際事務雙學士學位，并在美國斯坦福大學獲得法學博士學位，畢業后曾在瑞士信貸、中投等公司任職，2016年被世界經濟論壇評為全球青年領袖。

現在的她除了在耶魯北京中心任職，還參與創立女性志愿者組織“勵媖中國”，并擔任北京市鼎石學校董事。

在她看來，從19世紀50年代，容閎作為中國近代史上第一位留學生遠赴耶魯大學求學開始，到120名“留美幼童”計劃培養出“中國鐵路之父”詹天佑、清華大學首任校長唐國安等棟梁之材，100多年以來，哪怕經歷了二戰等巨變，中美教育的民間交流從未停止，也不會停止。

△從左至右依次為詹天佑、唐國安、李登輝、楊石先

今天，就讓我們來聽聽Carol家族成員和她自己的故事，希望給當下焦慮的留學家庭更多鼓勵和信心。

*本文以第一人稱展現

01 。二戰期間

我的姑祖母只身一人赴美留學

我在中國香港長大，從小我就知道我的家族有些不同尋常。

我祖父那輩有11位兄弟姐妹，無論男女，都曾到英美國家的高校留學，這在當時是很罕見的。

他們當時看到的美國，可能和現在的中國很相似，是一個發展迅猛、開闊多變的社會。我猜他們也是懷著學習，并且立志把所學帶回祖國、貢獻社會的心情去留學的。

我的祖父曾就讀于沃頓商學院，另一位伯祖父在麻省理工學院攻讀工程專業，而他們中令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的姑祖母。1940年，她在哈佛大學主修物理學，之后又去了麻省理工學院（MIT）攻讀物理學碩士。

當時去美國留學的中國人本就不多，女性更少。大多數中國家庭的女兒都受到包辦婚姻的束縛，追求事業僅占少數，更不用說是在科學領域一展宏圖了。

我的姑祖母到哈佛時，全校只有3名中國學生；而且當年留學可不像現在這樣便捷。她坐船前往美國，途中經歷了幾個月時間；又正值二戰期間，國際局勢十分動蕩不安。

今天我再回顧他們的故事感到尤為可貴，因為某種程度上，當時的他們和如今的我們都面臨著一樣的困難時期：我的姑祖母面臨的是戰役，我們面臨的是疫情，但這些都是暫時的。每一個時代都有它的機遇和挑戰，我們要擁抱改變，去找到最適合自己的那條路。

從我的祖輩開始，出國留學仿佛成為了家族傳統。如今，我們的家族三代人已經有超過100人都曾在海外留過學。我的兄弟姐妹都是十幾歲就出國上美高、美本。父輩希望我們多學習，多開闊視野，多了解世界上其他人是如何生活的，然后按照自己的興趣愛好開創一番事業。

有意思的是，在出國留學之前，我一路接受的都是傳統的公立教育。

△李恩祐祖父一家，照片攝于20世紀50年代

02 。從小學好中文

是最重要的基礎和遠見

小時候，香港有公立學校和國際學校，國際學校偏向英語教學，本地學校更偏向中文教育，當然主要的語言是粵語。我當時上的是像北京實驗二小這樣的小學，所以我的英語可以說是從出國后才真正用起來。

我覺得這是我父母親的一種遠見，他們認為中文更難學，所以當時的選擇是讓小孩要先打好語文和數學基礎，到了五六年級再鞏固英語學習，并且利用英語去學數學、科學等其他學科。在當時的香港，很多頂尖學校的教育理念都是這樣構建的。

現在回想起來，我特別感恩這段在公立學校的經歷。它讓我既能根植中國，也兼顧胸懷世界。

打好扎實的中文基礎后，即便12歲的我就去讀了美高，在美國待了這么多年，我仍能說中文、閱讀中文書，以及現在在中國從事中美交流的工作。

擁有了這段經歷之后，我自己的三個孩子現在也都在公立學校就讀。將來他們無論想在中國抑或是海外發展，中文都是最重要的基礎。

除此之外，父母還特別重視我們的閱讀和財商的培養。

👉閱讀：我家唯一不受限制買買買的，只有書

我家的一些習慣挺像猶太人家庭，據說猶太人有一個成長儀式，家長會在書上涂滿蜂蜜，讓孩子去舔，從而令他們愛上讀書。

我們家雖然沒有在書上涂蜂蜜，不過從一件小事可以看出他們對書的重視——父母對我的消費有諸多限制，唯一不受限制的就是買書或借書，他們會提供資金讓我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無限購買。

所以我家里擁有最多的，不是父母收藏的名貴擺設或者紅酒，反而都是書。我從來不認為我家是什么“名門望族”，卻更像是一個書香門第，很看重孩子的學習。

從小，我就喜歡閱讀歷史人物的自傳，特別是對政治家、外交家的故事非常感興趣。

從閱讀中，我看到歷史上從政的女性角色鳳毛麟角，希望自己能身體力行地改變這個現狀，成為一名政治家或者外交官。這為我將來申請相關專業奠定了基礎。

👉財商：富不過三代？只是不重視財商

另一項從小父母就注重培養的是“財商”。

我生長在一個相對富裕的家庭，正因為資源太多，財富也會成為一把雙刃劍，令孩子失去努力的動力。所以父母一方面特別注意我們的價值觀培養，看重依靠自己的勤奮、努力去做有意義的事情，而不是依靠所謂的“命好”來生活，另一方面也非常注重培養我們的“財商”。

從小，我就知道要對金錢有概念。在我看來，財商包括自己懂得如何使用金錢，與金錢的關系，以及如何賺錢，這些都特別重要。

比如前面提到除了買書之外，其它都要用我的零花錢，所以我需要靠自己賺錢，像是幫家里干活、輔導弟弟妹妹的作業、做暑期工、實習等等。雖然最終可能賺不來多少錢，但我從中能了解到錢財真的來之不易，不能躺在前人的財富上，而是要用自己的方式去賺錢。

同時，我的父母還會規定什么是我必須做的，比如完成學校的作業、用課余時間練琴，這些都是不能用來賺錢的。

我小時候的生日禮物也不是玩具，而是股票。家人希望鼓勵我們從小學習如何進行投資，所以從6歲開始，我就有了自己的證券賬戶。

因為家里做金融的人比較多，所以小時候每天茶余飯后交流的都是例如當天的股票市場，或是世界大勢。

我也會自己每天收看財經新聞，跟蹤指數和活躍的股票，讓父母幫我下單操作買賣股票。我還記得小時候我選的是八九十年代香港的一些房地產股票，到現在還會有增長，還在分配股息。、、

03 。正是國際學生給美國校園帶去了活力

如果說之前，都是聽祖輩、父輩講國外的故事，那么初一年級后，我自己申請了美高，乃至后來就讀耶魯和斯坦福，親身體驗了美國的校園。

在大學里，最有意思的是和來自世界各地的同學們交流。像我在耶魯讀本科時的其中一位室友，后來去好萊塢發展，成了《暮光之城》的制片人；在斯坦福讀研究生時，有同學后來成為了Facebook的合伙人。

△2016年6月，李恩祐（左一）在北京與臉譜首席運營官桑德伯格（中）見面

近幾年，耶魯還會通過交換項目和伊萊·惠特尼學生項目（Whitney Students Program）錄取非傳統本科生，每個人都有著獨特的背景和經歷。

耶魯有豐富的國際學生群體。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在耶魯認識的一位來自埃塞俄比亞的同學。

耶魯畢業后，她去了湖南支教，現在她正在做一個創業項目，讓很難接觸到優質教育資源的非洲農村孩子，通過互聯網學習英語或其他技能，將來能找到更好的工作。

在我擔任耶魯本科面試官的10年間，還接觸到了大量優秀的中國年輕人。

他們并不是所謂藤校“優秀的綿羊”，而是特別有理想，希望為社會帶來正面影響，有使命感的學生。

大學的學習一部分在課堂，更重要的是和這些具有多元化背景的同學進行交流。這也進一步說明，世界的開放和融合是不可逆的趨勢，因為開放帶來了多樣化，而正是這些多樣化的國際學生，給美國的校園帶去了活力，培養出各行各業的領導者們，也在不斷攜起手來，共同探討、解決全世界面臨的挑戰，比如疾病、氣候變化、暴力等等。

而在當下的疫情期間，交流看似減少了，但其實也孕育著很多新機會。

轉自爸爸真棒公眾號，ID：babzhenbang “爸爸真棒”是一個K12原創國際化教育平臺，致力于理性、深度、有啟發的中西融合教育探索。聯系：VX（Hanzhang_Mom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