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所國際化學校，兩個人名，兩段偉大傳奇

每一所國際化學校都有一些精彩故事。在中國，許多國際化學校見證了中國波瀾壯闊的歷史，甚至部分國際化學校的創辦離不開傳奇人物的影響和參與。透過一些國際化學校的名字，仿佛還能看到那些偉大的身影。而在國內，就有兩所國際化學校與香港的兩位時代巨擘相關。

01

“世界船王”包玉剛與上海包玉剛實驗學校

在香港提起世界船王的稱號，恐怕無人不知包玉剛。他曾被美國《財富》和《新聞周刊》兩雜志評為“海上的統治者”和“海上之王”。商業巨亨、愛國企業家包玉剛，如何從寧波一個小商人家庭走出，位居世界船王？他與上海包玉剛實驗學校又有何聯系？

“旱鴨子”也能成為“船王”

與世界許多船王不同，包玉剛既不生于航海國度，也不源自航海世家。1918年，包玉剛生于浙江寧波一個小商人家庭，而這個新生嬰兒也斷未想到，他在未來將由一艘舊船起家，成為世界赫赫有名的“船王”。

13歲時，包玉剛在上海中興學堂求學，不久后進入吳淞商船專科學校學習船舶。抗日戰爭爆發后，包玉剛先后供職于中國工礦銀行、上海市銀行。1949年，他與父親前往香港創業。

起初，他們合伙做農產品進出口生意。后來因為中央政府決定實行國家統辦土產出口，包玉剛的生意難以為繼。那接下來做什么呢？經過一番調查，他發現香港航運優勢突出。

香港有天然的深水泊位和眾多碼頭，優越的地理位置和繁華的自由貿易，吸引著世界各地的船只往來。加之他有學習船舶的專業經歷，眼光敏銳的包玉剛便毅然鎖定了航運事業。

1955年春天，37歲的包玉剛瞄準航運事業發展的高峰期開啟了“船王”之路。他去英國倫敦買船，由于缺乏充足的資金而屢遭碰壁。他朝匯豐銀行貸款被拒絕，工作人員表示不愿進行巨額風險投資，而且華人能做好航運的少之又少。

最終在日本銀行獲得貸款籌足了資金，包玉剛返回英國買了一艘已使用27年的舊貨船。他如獲至寶般將其油漆一新，并取名“金安號”，隨后成立環球航運集團，將金安號長租給日本一家船舶公司。

與別人不同，包玉剛旗下的船只以三年、五年至十年等長期合約的方式租給他。這種做法遭到了同行的取笑。因為當時香港和國際船東，大都采用短程或短期租用的經營方式，視航運需求率而定租金，以獲得更高的收益。

1956年，蘇伊士運河因埃及戰爭而關閉，航運費用暴漲。僅年底，金安號的盈利便夠他買7艘新船。1957年的下半年，航運業蕭條，運價暴跌。短期出租的船主每天都要賠本，而包玉剛憑借長期合約穩收租金。

包玉剛行事穩健，注重信譽，將信譽看做“簽訂在心上的合同”。這些做法也讓他獲得了回報。在擴大公司發展規模時，他得到了日本航運公司出面擔保，獲得了匯豐銀行的貸款。

利用銀行的貸款，他購買或建造船只，以嚴格的制度將船隊打理得井井有條。到七十年代初，包玉剛便成為世界最大的私人船東，并在1978年登頂“世界船王”。

從香港出發，回內地筑夢

成為了“世界船王”的包玉剛在1949年離開祖國大陸后，他依然對祖國魂牽夢縈。正如他所說的，“我生在中國，長在中國，我的根在中國。”隨著中國提出改革開放，1978年深秋離開內地近三十年的包玉剛，又開啟一段逐夢之旅。此后十余年中，他在中國改革開放、香港回歸，特別是中外教育交流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貢獻。

包玉剛早年出身于戰亂時代，長期在外漂泊奮斗，他目睹了積貧積弱的社會，明白教育的重要性，深諳祖國的發展離不開了解和融入世界的人才。1978年，鄧小平與教育部負責人在中南海進行座談，提到要加大留學生的派遣數量。

包玉剛在知道這消息后，便向教育部提出以父親的名義捐資100萬美元，為中國留學生設立獎學金；1985年10月，他訪問了浙江大學再次捐贈100萬美元，設立“包兆龍包玉剛中國留學生獎學金”。此外，熱衷于教育的包玉剛希望促進中英兩國教育的交流以培養具有世界眼光的人才。

1986年6月9日，包玉剛基金會與中英兩國政府共同實施“中英友好獎學金計劃，僅在1987-1996年間該獎學金便捐助了1,728名留學生赴英學習。

對家鄉寧波的教育，包玉剛投入了更高的關注度。在回到故鄉時，包玉剛驚訝發現作為香港面積十倍的寧波竟沒有一所大學。

他感慨道，“在全國向四化進軍、寧波要改變面貌的今天，高等教育那么落后，怎么行呢？”1984年底，他與寧波市政府簽訂協議，捐資2,000萬美元興辦了寧波大學，結束了寧波沒有綜合大學的歷史。

包玉剛對教育的貢獻遠非如此，而他身體力行的做事作風和精神也影響了包氏家族的后人。他播下的教育種子，潛移默化間激發了后輩們的教育熱情。

上海包玉剛實驗學校誕生

在上海一所以包玉剛命名的學校，也如“世界船王”包玉剛的名號般響亮。它就是上海包玉剛實驗學校，在上海家長教育圈中家喻戶曉。這所上海最好的國際化學校之一背后又有哪些精彩故事呢？這里得提及一個人——蘇文駿。

“船王”包玉剛的外孫蘇文駿，早年接受了英美兩國的優質教育。他也未想到教育的種子會在某天萌發，然而這絕非偶然。13歲那年，蘇文駿獲得伊頓公學“國王”獎學金，入讀了英國最好的中學。從伊頓畢業后，他以優異的成績進入牛津大學。

隨后，他到美國斯坦福大學攻讀碩士學位，畢業后留在美國工作。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擁有良好教育背景的蘇文駿，竟然放棄了在美國的高薪工作轉向了教育。據他稱，這與發生在身上的小事有關。

有一年暑期，蘇文駿在新加坡機場轉機。剛下飛機，他看到一些同行的孩子便直奔商店，其中一個小孩在NIKE專賣店一口氣買了三雙運動鞋，事后還互相炫耀。這一幕場景讓他感觸尤深，他開始為國內年輕一代的教育問題和價值觀憂慮。

后來，蘇文駿同母親在與伊頓公學前校長Eric Anderson午餐時，談及此事和中國的一些教育問題。Eric Anderson鼓勵他為何不用教育去改變這些現狀？而他母親也心系教育。他斟酌了再三，在母親的鼓勵下決然放棄了在美國的工作。“Why Not!”他認為教育更有意義，能改變和影響更多的人。

2005年，蘇文駿回到中國大陸，從南到北考察了許多城市，最后被上海的包容與開放打動。在蘇文駿看來，未來的學生要具備全面能力，國際視野和國家情懷，而這也是“船王”包玉剛身上的重要特質。

2007年，為紀念包玉剛和香港回歸，包玉剛長女包陪慶、外孫蘇文駿以及譚茀蕓創辦了上海包玉剛實驗學校，并將“發展全人教育、傳承中華文化、拓展國際視野”作為學校的三大辦學使命。

身為國際教育的先行者，上海包玉剛實驗學校的新模式，融合了中國教育和國際教育，改變了上海眾多家長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態度。

上海包玉剛實驗學校的快樂教育，“學院制”的跨年級教學，引進的國際課程、教學方法等等，讓家長們對教育擁有了更寬闊的視野，不僅專注于學生的結果，更專注于學習成長的過程。學校也憑借不斷的努力，獲得社會、教師、家長、政府的認可。

02

“改革先鋒”霍英東與廣州市英東中學

他曾說，“如果人生的滿分是100分，我要給自己打100多分。”什么樣的人生，才無愧于這樣的評價？他就是霍英東，前半生推動香港從小漁村蛻變為亞洲的東方之珠；后半生傾注心血推動改革開放，而在晚年他又與一所國際化學校發生了交集。

商業傳奇、愛國楷模

1923年5月，霍英東生于香港一條破舊的小船上。他一家靠捕撈和搖船運貨為生。7歲時，他的父親患病去世，兩位哥哥出海遇難。即便生活如此艱苦，他依然靠著努力考入香港皇仁書院，并在該校接受了全英式的教育。

1941年因日軍入侵香港只得輟學，霍英東先后做過煤燒工、學徒、苦力等工作。在經歷打工生涯后，他突然意識到自己并不適合打工，萌發了做生意的念頭。

抗戰勝利后，政府拍賣戰時剩余物資。由于招標書以英文發布，應者寥寥，最終霍英東以1.8萬元價格中標，轉手賺了2.2萬元，贏得人生第一桶金。40年代末，他從事海上駁運業務，開始了他的創業生涯。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美國操縱聯合國對中國實施封鎖禁運。新中國工業百廢待興，戰場又消耗巨大，急需外部物資支持，香港成了封鎖線的突破口。霍英東頂著各方壓力，冒險用自己的船隊將物資運到內地，有幾次差點被英軍的炮火擊中，每次都是死里逃生，而這也將他的命運與祖國緊緊聯系起來。

1953年，霍英東迎來自己成為商業巨賈的機遇——地產。這一時期，香港人口劇增，工商業發展，土地和樓市市場需求旺盛。他預料到地產廣闊前景，創立了立信置業有限公司，經營房地產業。針對大眾的購房需求，霍英東首創“賣樓花”（商品房預售）和分期付款，創新了全球地產模式。

在香港整個五六十年代的地產狂潮中，他憑著非凡的魄力和遠大的格局攢下了近2,000萬身家，以華商第一人的姿態引領香港地產與建筑行業。

在香港締造商業帝國的同時，霍英東時刻關注著祖國內地。1964年9月底，他收到新中國成立15周年國慶大典的請柬。盡管國際形勢惡劣，他仍勇于赴約。但危機隨即而來，霍英東秘赴北京參加國慶慶典的事情被英方查實，當年抗美援朝時支援內地的情況也被翻出，他遭到了港英政府的全面“歧視”，不僅中標的地被收回，新建的大樓要被迫低價賣出，只換回一張欠條。在香港地產的黃金年代，受當局壓迫，他激流勇退，似乎在等待完成更重要的事。

敢為人先，成為中國的改革先鋒

1978年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在大多數外商猶豫觀望時，霍英東積極響應號召，敢為人先回到內地投資興業。這年夏天，霍英東首次回到祖籍地廣東番禺。一路滿是欣喜，也滿是惆悵。他看到了家鄉落后，同胞生活貧苦的情形。

不久，他在番禺捐資興建了溫泉賓館，這也是中國第一個外商投資項目。但他十分清楚，僅靠捐資難以根本改變地區的落后面貌，需以實業帶動地方經濟的發展。

完成中山溫泉賓館投資后，霍英東便開始籌辦投資在大陸的第二項工程。1979年，他與廣州市政府攜手合作。他投資2億在廣州珠江河畔興建國內首家五星級酒店——白天鵝賓館。白天鵝賓館工程巨大，遇到了包括意識形態、人事制度、財會制度等問題很多。

霍英東一一解決這些問題，白天鵝賓館建成后人流不斷，立馬開始盈利。這一成功充分證實了改革開放的正確性，增強了港商來內地投資的信心。

同時霍英東發現，中國內地向世界打開大門不久，百廢待興，作為“立國之本”的教育更是基礎薄弱。1983年，他出資10億港幣成立霍英東基金會，不久又出資1億港幣成立霍英東教育基金會，以捐贈的形式推動內地教育、文化等多領域的建設與發展。

霍英東基金會剛成立便把目光聚焦教育，涵蓋硬件與軟件建設，此后又設立了青年教師基金及青年教師獎，資助和獎勵全國高等院校的優秀青年教師。1985年，他捐款100萬美元設立出國留學獎學金，鼓勵和支持內地學子走出國門，學成之后回國服務.....

在教育上，霍英東花費了大量心血和精力。他相信唯有教育和實干才可興邦，“中國要成為繁榮富裕、文明的現代化強國，這是各民族人心所向。有心還要有力，‘知識就是力量’，對于知識的增進，人才的成長，教育乃不可缺的基礎。”

創辦廣州市英東中學

及至晚年，霍英東將大量資金和精力轉向祖籍廣東番禺南沙的建設。他修輪渡、通公路、平耕地，先后投入40多億元，助力南沙建成了一座濱海花園新城。考慮到隨著南沙的發展，會有愈來愈多的外企進駐。同時他希望讓家鄉學生更廣泛地接觸西方文化和華僑文化，成長為愛國和具有世界眼光的人。這時籌備一所國際化學校的想法便應運而生。

在2004年，經霍英東親自選址的廣州市英東中學成立，并擬定“愛國、立德、求知、務實”的辦學目標。

在霍英東眼里，建好一所國際化學校離不開優秀師資和中外交流的平臺。他要求學校應聘請國內外教育精英執教，應與港澳及海外中學互派學子開展異地求學，同時與港澳及海外著名高等學府合作開設大學預科等項目。

在2004年國際教育以及中外合作辦學項目尚未蓬勃發展時，霍英東的建議和做法無疑具有開拓性意義。從歷史的角度看，他甚至為大灣區國際教育文化協同發展開辟了先河。此后，廣州市英東中學與香港皇仁書院、圣保羅男女中學、中華基金中學等多所港澳名校結為“姊妹”學校，促進了粵港澳大灣區的教育和文化交流。

同時，霍英東主張有教無類。他認為即使貧困地區的兒童，也有接受優質教育的權利。因此，他建議基金會吸收接納貧困山區的學生，根據其實際需要，資助其學習和生活費用。

而在霍氏家族后人看來，廣州市英東中學不只是一所學校，更是霍英東精神的傳承，以及服務廣州、連接世界的教育平臺。該校由霍震寰出任董事長，霍啟剛出任校監。

如今，廣州市英東中學憑借在國際教育領域的多年探索，依托融合性和特色化的課程，雙語教育等特點，成為閃耀廣州國際教育的一座燈塔，受到廣州家長、社會的歡迎。在2021年，廣州市英東中學被納入廣州市首批教育國際化窗口學校培育創建單位名單。

霍英東和包玉剛，兩位香港巨擘和民族赤子，他們憑借自身的努力、無私奉獻，推動了香港發展，并將自己的命運與祖國發展融于一起。而廣州市英東中學、上海包玉剛學校，也將他們的名字和精神也鑄入學校中，不斷開拓中國的新未來。

參考資料：賴繼年，《包玉剛與中國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