擇校的復雜歷史（上）

即使按照教師工會的“燒了村子就救了它”來維持政治權力的標準，這也是一種相當憤世嫉俗的策略:在上周的一次演講中，美國教師聯合會主席蘭迪·韋格騰(Randi Weingarten)稱學校代金券是“種族隔離的堂兄弟”，“只是稍微禮貌一點而已”。這不是隨便說的，而是精心策劃的擇校斗爭的升級，以及旨在解決工會內部政治問題的呼吁。

考慮到美國目前的種族氛圍，特朗普赤裸裸的政治機會主義是他的風格。它在歷史上也不是完全錯誤的。太多選擇學校的支持者對教育券歷史的一個方面有著特朗普式的歷史失憶。

相反，學校的選擇歷史并不是獨一無二的。在當代的美國，擇校的觀念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開始嶄露頭角。一方面是對廢除種族隔離的抵制。作為“大規模抵制”的一部分，一些南方州和社區制定了擇校計劃，以阻止布朗訴教育委員會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decision)后學校的整合。到20世紀70年代，聯邦法院否決了這些計劃，而擇校法理學的重點已經轉移到公共資金可以流向宗教學校的條件上。

然而，可以理解的是，傷口依然存在，而這正是Weingarten想要挖出的瘡痂。雖然大多數非洲裔美國人更普遍地支持學校代金券和學校選擇，但這種支持在年齡和地域上有所緩和。

然而，對一體化的抵制只是代金券故事的一部分。在20世紀60年代，左傾的思想家們也開始致力于公平的選擇。伯克利法學教授杰克?庫恩斯(Jack Coons)將代金券視為一種讓窮人機會均等的方式。哈佛大學的社會學家克里斯?詹克斯(Chris Jencks)也是如此。他們和許多其他學者和倡導者一起，將選擇視為一種賦權的工具。

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還推廣了這樣一種理念，即給每個家庭提供教育補助，但讓他們按照自己認為合適的方式支出。弗里德曼認為，這種方法平衡了教育市場可能帶來的活力和社會對為所有兒童提供教育的興趣。他在1962年出版的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著作中提到了這個想法，但這個想法隨著他在20世紀70年代的聲名鵲起而與他聯系在一起，當時他在一檔電視節目中獲得了諾貝爾獎。

 

擇校的復雜歷史（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