擇校的復雜歷史（下）

擇校的復雜歷史（上）

政治學家約翰?丘博(John Chubb)和特里?莫伊(Terry Moe)在1990年出版的《政治、市場和美國學校》(Politics, Markets and America’s Schools)一書為擇校辯論引入了新的論據，并從中間派或中間偏左的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而非保守派智庫那里獲得了強大的信號效應。在這本書出版的同時，新一波的非裔美國議員也加入了進來，他們對城市教育數十年的失敗感到失望，他們渴望找到新的替代方案，并呼吁比爾?高爾斯頓(Bill Galston)和黛安?拉維奇(Diane Ravitch)等公共知識分子進行代金券示范試點。密爾沃基和克利夫蘭等城市實施了學券計劃。

當時和現在，選擇運動遠非一個幸福的家庭。如今，一些支持學券制的非裔美國議員覺得自己在政治上被保守派利用了，他們的主要關注點是選擇，而不是該群體面臨的大量問題。與此同時，弗里德曼認為丘博和莫伊關于受監管代金券計劃的想法是異端邪說。“我非常喜歡這本書，直到最后一章，”他告訴我。這位諾貝爾獎得主曾公開譴責莫伊在如何管理代金券的問題上做出了太多妥協。

庫恩斯指責弗里德曼妨礙了對教育券的更廣泛接受。有一天，我離開早餐時，庫恩斯正橫穿舊金山灣，為我正在做的一個項目采訪弗里德曼，庫恩斯興高采烈地咆哮道:“別忘了告訴他，他讓窮人的選擇回到了幾十年前。”這不是一個無聊的倒鉤。和許多人一樣，庫恩斯認為，學校選擇與弗里德曼思想的聯系更普遍地把選擇變成了一種右翼思想。

這一切在今天意味著什么?對任何試圖告訴你這個國家擇校歷史的人都要持懷疑態度。沒有一種說法。如今，人們也沒有一個理由想要有更多的選擇。教育積極分子支持學校選擇，因為他們認為這將賦予窮人權力，幫助少數民族和少數民族，擴大特殊教育學生的機會，創建一個更有效的教育系統，推進宗教自由，減少政府在學校教育中的作用，或將這些和其他原因結合起來。

只要有政治思想家和社會，政治思想家就一直在為如何在社會中組織學校教育而斗爭。這個問題在我們的任期內不會解決。學校選擇是有爭議的，因為它是教育中權力政治的基礎。但我們可能會問，它是否有這么大的毒性?尤其是因為大多數家長對宏大的政治或經濟理論不感興趣，他們只是想讓孩子上更好的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