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范圍內,民粹主義和身份政治的興起,正導致越來越多的家庭要求尋找反映他們意識形態的特定類型的學校。在一些國家,這已經擴大到用政府代金券取代公立學校系統,政府代金券可用于支付私立學校的學費——這是美國教育部長提名人選貝琪?德沃斯(Betsy DeVos)的首要任務。
支持者認為學校的選擇促進了競爭,這將提高成績,并允許選擇的自由,這將最好地服務于學生的教育需求和家庭偏好。
這些都不是新想法。諾貝爾獎得主、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大約60年前設計了一項教育券計劃,被瑞典和智利采用。根據他的計劃,家庭可以在任何經過批準的私立學校使用代金券。美國的幾個州和城市為低收入家庭的學生提供擔保券,這些學生主要在宗教附屬學校就讀。
大多數民主國家的教育主要是為了讓學生為19世紀新興的工業民主國家的角色做好準備。民主政治參與需要獲得信息、參與討論和選舉活動才能有效。經濟參與需要了解市場、價格、資金、政府干預、就業關系、經濟責任和機會。
弗里德曼在1955年發表的一篇關于教育券的文章中寫道:“如果大多數公民沒有最低程度的讀寫能力和知識,沒有普遍接受某些共同的價值觀,一個穩定和民主的社會是不可能的。”這就需要由政府出資進行全民教育。
顯然,自由選擇學校作為目標和確保學生為民主社會的要求做好準備的共同教育經驗之間存在著矛盾。家庭都有自己的目標,也都有自己喜歡特定教育經歷的原因。
美國80%的私立學校學生就讀于宗教附屬機構,這些機構反映的是他們的家庭信仰,但不一定是民主的價值觀。家庭希望學校加強他們的宗教、哲學和政治信仰,這是很自然的,但這些必須與政府資助的共同經歷進行權衡。
一些人認為,學校選擇所帶來的競爭激勵將導致更好的教育成果。然而,幾乎沒有證據支持這種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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