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自1992年開始實行教育憑證制度,但其在國際考試中的成績水平已經下降了20年。智利自1980年以來就有這樣的制度,與收入水平類似的國家相比,幾乎沒有證據表明成就有所改善。克利夫蘭、密爾沃基和哥倫比亞特區已經向低收入家庭發放了學券,但復雜的評估發現,私立學券學校和學生人數相近的公立學校的成績沒有差別。路易斯安那州低收入家庭的學生使用代金券從公立學校轉到私立學校,與公立學校的類似學生相比,他們取得的成績顯著下降。
在英國,學校由公共委員會管理,學校由私人團體管理,具有很大的自主權和自主選擇學生的能力。學生成績的結果沒有顯示出明顯的優勢,在仔細的統計比較的基礎上,美國特許學校也有類似的結果。
在世界范圍內,學校的選擇已經顯示出了強大的影響,那就是按照種族、社會階層和宗教對學生進行系統的隔離。
瑞典的代金券增加了社會階層和移民身份的隔離。智利的代金券制度產生了世界上按家庭收入劃分的隔離程度最高的學校之一。在荷蘭,對擇校制度的研究表明,學校按照種族、移民身份和家庭收入將學生分開。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的一項研究發現,與周邊地區的公立學校相比,美國特許學校在種族和社會經濟上的隔離程度更高。國際學生評估項目(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是對國際學生表現的一項重要的三年研究。該項目發現,按社會階層劃分的學校與擇校有關。
雖然即使是公立學校也存在典型由居住地點引起的種族隔離問題,但學校選擇傾向于簡化學生的種族、社會階層和種族隔離,以及通過政治意識形態和宗教將他們分開。
父母對孩子有自己的目標,也有充足的機會去追求。在孩子出生到18歲這段時間里,學校只占孩子醒著的時間的10%左右,這讓他們有了更多的時間來享受家庭生活。他們也有把孩子送到宗教學校的憲法權利。
問題是,如何在尋求學校選擇與培養年輕人實現有效民主所必需的共同價值觀和知識之間取得平衡。普遍的學校選擇將破壞共同的經歷,并進一步加劇沖突和社會分裂。教育面臨的挑戰是找到各種形式的選擇,確保所有學生接觸到他們需要的民主參與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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